“Hello，我们来了！”下午3点30分，一群背着书包的小身影准时出现在周飞祥面前。见他正忙，他们自觉地顺着楼梯爬到二楼的教室里写作业去了。
这是南京市鼓楼区凤凰社区睦邻中心“五彩学堂”，每周一到周五下午放学后，十几个孩子就会来到这里。睦邻中心主任周飞祥介绍，这些孩子来自睦邻中心周围的4个社区，大多家庭困难，父母无暇看管。
周飞祥是被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崔效辉从深圳“挖”回南京的。作为一名社工，他能拿到并不低于其他行业的工资，这在社工行业里并不普遍。
除了在南邮任教，崔效辉还是南京市玄武区同仁社工事务所负责人。在今年招聘新社工时，他开出了“万元月薪”的优质条件，吸引了许多社工专业学生的目光。
“家里条件够好，才适合做社工”
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会把社会工作与“公益”简单粗暴地画上等号，认为社工不应该“要钱”，至少不应该拿高工资。从国内现状来看，社工行业整体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
待遇水平低，加之社会认同缺失，导致社工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不愿意留在这个行业工作。崔效辉就常常对班上的同学说：“家庭条件富裕，有房有车的女生，可能更适合长期从事这个职业。”
在江苏省所有开设社工专业的高校中，南邮社工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比例名列前茅，每年也只能达到15%到20%。究其原因，很多学生当初就并非主动选择社工专业，而是“被调剂”的。
，南邮社工专业招生范围从江苏本省扩大到中西部地区，专业填报率和报到率都创下了纪录。“中西部地区学生的主动性比较高。”崔效辉说，“我建议他们毕业后留在珠三角地区工作，因为经济发达的地方社会工作发展也会很快。他们在这里工作几年回到家乡，会成为当地这一行业的领军人才。”
可是“三五年”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太遥远了。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是，毕业之后这几年如何生存。
不久前，南京某街道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招标，作为同仁社工事务所负责人，崔效辉前去应标。可是和街道负责人聊过之后，崔效辉感到有些尴尬。“他们会把专职社工当成他的员工，但事实上并不应该如此。”崔效辉说，“你可以谈你的目标，但专业方法是我们的事，你不能来干涉我。如果达不成这样的共识，这个项目我们不能接”。
通常来说，社会组织的服务成本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即政府出资，基金会支持，收费服务。从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社会组织发展早期，政府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工作的服务主要是人对人的服务，可现在很多政府购买项目不愿意支付人力成本。”这让崔效辉有些苦恼，“社会组织发展初期公信力不强，社会认同缺失，最初的资源应该由政府提供。等社会组织成长壮大，社会动员力量增加了，政府可以再往外退”。
社会组织想发展，先得“作出成绩”
在南京市某开发区，因拆迁问题引起的居民与政府的矛盾已经持续多年。许多农民常常堵在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门口，一坐就是一天。
崔效辉的一位学生帮开发区解决了大难题。他把居家养老服务引入社区，经常开展各种活动，“人气很旺”。这些从前每天都去上访的老人，日子过得充实，就不会天天去“堵大门”了。服务开展3个月后，政府就出钱装修了活动场所，并且考虑将居家养老服务引入更多社区。“通过社会服务让老人的生活品质提升，虽然不是立刻药到病除，但政府看到了效果。”崔效辉说。
除了“先作出看得到的成绩”，让社会工作能够得以快速推进的另外一个途径是突发事件。2013年，两名儿童在家饿死的新闻让政府意识到，关注困境儿童成为当务之急。经过多部门合作普查，南京市共发现困境儿童1500多人。今年，作为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试点城市，南京市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方案，放宽困境儿童标准，再次进行普查，全市共查出3000多名困境儿童。
为了解决困境儿童问题，，南京市要建立24家困境儿童保护中心，由政府购买服务，交由各社会组织共同落地。
近些年，全国许多地方开设了“婴儿岛”，没过多久纷纷“关张”，而南京社会福利院的婴儿岛仍在“营业”。据统计，被送到婴儿岛的弃婴来自全国各地，并且绝大多数身患疾病或有残疾。“因为南京有全国一流的儿童康复训练团队，家长自己支付不起孩子的费用，只能跑到南京来扔掉”。
有些人提出“婴儿岛会助长弃婴现象发生，应该关闭”的意见，崔效辉并不认同。“减少弃婴问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政府不要把残疾儿童康复作为个人责任，而由政府负责。”崔效辉在澳大利亚访问时，对当地政府的做法印象深刻。“在澳大利亚，残障人士能够拿到一份政府补贴，如果家人因为照顾残疾人不能上班，政府还会再发一份补贴。当地还有专门的机构，给照顾残疾人的家庭成员提供喘息服务。比如你需要去旅行，需要放松，他们会提供最长两周的免费照看服务。”崔效辉说，“如果政府担负起残疾人维持生活和康复训练的主要责任，家长干嘛还要把孩子扔掉？”
近年来，对于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南京市政府也在逐渐加大支持力度。
让自己的能力“值那个价”
今年招聘新社工时，崔效辉和同事们商量，决定开出“工作满5年达到万元收入”的诱人条件。“在南京，这个薪资水平基本是硕士毕业工作满5年的中学老师的水平。而硕士毕业做社工，风险性和辛苦程度更高，他们应该得到和老师等其他职业差不多的收入”。
对此，周飞祥十分认同。在深圳工作时，周飞祥就看到许多有经验的老社工工作几年后还和“菜鸟”拿着相差无几的工资，导致许多有经验的社工流失。“深圳社工行业发展算好的，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一般居民对社工不认同，社工对机构的归属感也不强，缺少激励机制导致没有上升空间”。
周飞祥在深圳一家养老机构工作了3年。对此，崔效辉赞赏有加：“年轻人，尤其是男生，能在养老机构为老人服务，他一定能在这个行业里撑下去。”
如今，作为凤凰社区睦邻中心主任，周飞祥对社工这一职业的理解逐渐加深，并从中获得了许多“成就感”。
在睦邻中心附近某社区里，有一个17岁的男孩，父母离异，他常常在家里用木棍殴打母亲。母亲不得已到居委会求助，居委会上门多次却毫无成效，于是把这一个案转介给睦邻中心。
周飞祥和同事初次上门时，男孩躺在床上用头蒙着被子，始终拒绝交谈。接触几次后，周飞祥得知他喜欢玩游戏，便从游戏入手，邀请他到睦邻中心来“带小孩子玩游戏”。“当时我们有一本书，里面都是小组游戏，我们让他挑，然后带着小孩子玩，他看得特别认真。”周飞祥说，“一开始他还害羞，后来玩了几次，就成了孩子王，小朋友们也特别喜欢他。”
4个月后，少年终于走出家门，找到一份工作，并且表现十分出色。仅去年一年，睦邻中心就开展了22个类似的个案。“一方面是居委会发现，解决不了的转介给我们，另外一方面是我们通过活动发现的”。
周飞祥对未来充满信心。“每个做社工的人，选择了这个职业这个机构，自己都要有职业规划，满5年之后想达成什么目标。”他说，“我以后就想做督导培训。为此必须努力提升实务能力，多看书，多实践。”
而要想在社工行业中拿到高薪，崔效辉的建议是“让自己的能力值那个价钱”。“社会专业的教育首先是价值观的教育，其次才是方法。‘说’是最核心的能力，因为需要和各种人打交道。其次是‘写’，需求评估、方案设计、服务记录、总结反思等都需要写的能力。第三是人品，你必须老实、厚道、本分”。
在崔效辉看来，社工行业起步发展阶段，是进入这一行业最好的时候。“现在行业处于早期，先进入的人有更多的成长空间。等这个行业火起来，你机会就少了”。
作为社会组织负责人，同时又是学校老师，崔效辉希望把同仁社工事务所打造成一个集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平台。“我们提供一个平台，来这里的年轻社工要有自己的成长计划。如果你成长以后要走，我们不仅同意，还会送你‘嫁妆’。”崔效辉笑道，“打造一个社工界的黄埔军校，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本报记者黄丹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