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随着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一番话又再次被热议。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5日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舆论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乐观者，如林毅夫就认为2020年中国就将有望摆脱世行眼里的中等收入陷阱，理由是中国经济仍保持了高速增长。而悲观者，包括一些国际机构则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依据则是中国的人均收入难以进一步提高。
这些争议，在中国目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背景下，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中国经济能否在下一个阶段完成战略转型，改革能否持续稳定释放红利的不同看法。更进一步的来说，也是看好与看空中国两种意见的直接较量。
对于中国来说，即便中等收入不是陷阱，也是个大坑。而要爬出中等收入的大坑，却并不是那样容易。对此，楼继伟提出了五个措施来避免中国划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是大规模进口粮食;二是废除户籍制;三是加强工会;四是农村土地改革;五是改革社保制度。从这些措施上来看，不难看出楼继伟对于户籍、农业、职工利益协商等制度对经济束缚颇有怨言，这也正是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制度原因。而对照阿根廷等国家的经历，笔者认为贫富差距也正是中国未来究竟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一方面是贫富差距使得社会难以保持长期稳定。中国中产阶层没有形成气候，贫富之间也没有调停者和中间人，这让双方的矛盾一旦爆发就是不可调和的下场。而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富人为富不仁，权贵是吸取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资本家每个毛孔都流着劳动者的血，所以低收入群体有很大的群愤。只要给予一个爆发点，就会演变成为暴力群体性事件，使社会陷入持续动荡。
同时中国的东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利益独享和先上车心态的氛围都直接使得区域矛盾加剧，具体体现出来就是地域攻击行为的频繁。而在2亿人口处于流动状态的背景下，低收入外来者和当地群众的矛盾随之被激化，并在将来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别。也正是出于该问题的担忧，楼继伟才要求解放农业人口劳动力，并放开户籍制度。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直接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当初亚洲四小虎之所以陷入没落正是因为其城乡之间发展太不均衡，城乡和居民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内需来支撑国民经济发展时才发现农村过于贫穷，居民消费不足，内需不振，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影响。我们当前也是如此，一线品牌和国内质量较不错二线产品，根本没办法卖给4亿穷人，占据农村市场的仍然是山寨、仿制和伪劣产品。城市房地产旺盛的销售业绩掩盖住了中国仍然还有很多人人均生活成本在2美元以下的现实。
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固化的问题使得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严重不足。当贫富差距变得无法逾越，制度原因又让不论再怎样也无法跨越阶层时，会让低收入群体失去跟随国家与社会一起创造财富的动力。这种消极的工作情绪在社交网络背景下很容易被无限放大，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工作情绪。楼继伟要求建立职工协商机制，保证一线劳动者的收入不断提高也正是出于以上考虑。
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快速积累，其必然会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财富积累的速度越快，分化就越严重。而由于中国国内制度一些相对固化的成分存在，既得利益者掌握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力，阶层之间流动渠道不畅，这加剧了贫富差距的表现。在此背景下，中国要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恐怕很难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贫富差距是最关键，也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从一定层面上讲，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要有效缓解贫富悬殊现象，我们不仅要继续发展经济，还必须从体制与制度层面上解决教育不公平、人口流动不公平等问题。打破各种限制，加强阶层流动，无差别化的提供公共服务。否则，如若不能同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被积聚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大。届时将不仅是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连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环境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