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层公务员的自述：月薪3000多没有其他收入
一位北京年轻公务员“渴望在基层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一个月3000多元工资，没有其他收入”
9月，刚刚从北京某高校本科毕业的李明(化名)正式成为北京市某街道办公务员，现在距离转正还有1个月。李明说：“来之前我就知道工资不高，做的事情比较杂，加班没有加班费。工作快一年了，我觉得还行，没有太大落差。年轻人不要给自己定太高的起点，不要眼高手低，要正确认识自己。哪怕不当公务员，在企业，你也要从头做起。”
李明所在科室一共有4个人，一个正科长，一个副科长，一个主任科员，还有他。科室主要负责外宣工作，宣扬街道的精神风貌。李明说，基层单位，事情多，也比较杂，有时会很忙。
他们把媒体分为中央级媒体、市级媒体、区级媒体等。在纸质媒体里，李明接触最多的是区级媒体和个别市级媒体。
街道举办活动时，李明就会给对接的媒体记者打电话，请他们来参与。前段时间，街道创办了一个帮助本街道刚毕业的、失业的、闲赋在家的人员就业的活动，邀请了不少企业。李明就给媒体打电话，告诉他们活动有什么特点和意义，希望他们能过来看看。
李明所在的科室会定期统计街道出现在媒体上的报道有多少篇。其中，李明的工作就是做剪报：首先把报纸上的报道剪下来，保存;然后做一个EXCEL表格，记录每篇报道发在哪一份报纸、哪一期、哪个版、记者是谁。
平时，李明还要负责打理街道办的政务微博。李明说，全市各机关都有微博，负责打理微博的人叫“网评员”，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网评员。李明说：“有些街道办不是特别重视微博。但我觉得，网络媒体是很重要的，有些网友不会特别理性地看待一些问题，很容易被谣言或者一些表面的情况蛊惑，这时从政府的角度去辟谣，去解释，对消除负面影响很有帮助。”
李明觉得，对于在网上反映问题的人，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态度，告诉对方问题怎么解决。只要措辞谦虚一点，理性地跟对方交流，对方都会通情达理。
李明每天要先登录政务网后，才能上外网。政务网一人一个账号，每个人有固定的IP地址。上班期间玩游戏、购物、看视频、炒股都属于违纪行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如果浏览购物网站，监督机构会计时;如果炒股、玩游戏、看视频，不会计时，而是直接记录下来，定期通报给所在单位领导，单位领导会视具体情况进行处分。如果需要上网给单位买东西，要提前跟领导报告，部门同意后，再在纪委备案。
李明说，从开始工作到现在，虽然工作内容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的领悟有所不同。“在工作中，我在慢慢成长。比如，刚开始需要别人告诉我怎么工作，现在我得自己考虑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自己要去给自己找活儿，去思考，而不是等领导来告诉你。”
“现在进来的很多大学刚毕业的公务员，文化素质相对来说比较高，受过高等教育，知道是纳税人在养着我们，明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政府，在沟通中民众有什么怨言，我们都要受着。我觉得这一点上，我和我周围的人做得还算可以。”李明说。
除了工作，李明平时在自己租住的地方很多时间都用来看书，小说、杂文和学术类、时政类的书他都看，“人就应该多看书”。
李明跟单位同事合租了一套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李明说，他现在月工资3000多元，每月800元的房租是最大的一笔开支。此外，每月还有150元水电费，吃饭700元，和朋友聚会、唱歌600元，手机费100元，交通费100元。最让李明头疼的是朋友结婚，他要随份子钱。他说，按照北京的水平，只要认识就得送500元，平均下来每个月有一到两个人情。“每个月剩不了钱，不借钱就不赖了”。
李明认为，网上有些人对公务员涨薪提出质疑，甚至会骂，是有一些原因和误区的。
“一是他们把公务员等同于官员，但是全国几百万名公务员，只有很少是有实权的领导，其他的就是像我们这种基层的人。每个月打到我卡上的是3300元，转正后能增加600元左右，就算转正了工资也高不到哪儿去。
“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很多报道，说公务员很清苦，下面的评论有90%都会说，哭穷你为什么不出来，为什么不辞职?你说你工资少，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灰色收入、你的奖金拿出来呀?我们不能说灰色收入是完全不存在的，但是什么叫权力寻租?用权力换取金钱、利益的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公务员吗?不是，我们手头没有权力。你没有权力，别人凭什么给你钱啊。当然，权力换金钱这种行为我们是完全抵制的，现在中央也出台各项规章制度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让权力寻租没有土壤。北京自从实行阳光工资以来，我们工资已经很多年没涨了，我们科长的工资也就比我高3000多元，但是科长已经工作30多年了，你说这个上涨速度多慢。”李明说。
李明赞成对公务员财产进行公示，他觉得民众反对给公务员加薪，就是因为信息不透明，“我一个月3000多元工资，没有其他收入”，因此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科学的、系统的财产公示制度很有必要。“有些地方已经在试行了，阻力肯定有。国家可以从我们这一届和前两届开始试行，比如在要提拔我们之前，跟我们签财产公示协议，如果不签，就不提拔，我觉得这样挺好。”
李明说，在公务员待遇方面，他希望能有一套既能够和个人为社会作出的贡献相匹配，同时又能正常增长的工资机制。“起码你要跑得赢CPI吧。物价在涨，房价在涨，工资不涨，这些年轻的公务员连家都养不起，怎么能好好工作?”
过去一年里，李明感受到了一些“待遇”上的变化。“在中央还没有明确下达规定前，单位会定期每一两周给大家发些福利，比如鸡蛋、牛奶、水果、面等。规定出来后，就突然没了”。
“说句实话，我还是挺赞成的，省得让普通老百姓说我们拿着政府的钱什么都发。”李明说。
对于公款吃喝问题，李明很坚定地告诉记者“没有”。
“领导因为某件公事让我们去陪酒，没有。企业埋单吃喝的情况，也没有。就算同事出去吃饭，也是自费。公款现在卡得特别严，办公室买个办公用品都要领导先签字，财务科科长再签字，然后才能报销。人家企业里面还有组织出去旅游的，我们没有。”
在公车使用上，李明感到变化也很明显：以前都是坐车的，现在不仅自己骑自行车，领导也是能骑车就骑车，公车主要是去区里领材料时用，因为要拉的东西太多，自行车拉不动。
工作快一年了，李明觉得自己在心境沉稳、做事考虑周全上还需要磨练。他希望能够更好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在基层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未来，李明想去边疆地区挂职历练两三年。由于政策要求必须至少在原单位工作满四年才能提出申请，所以李明打算四年后提交申请，锻炼两三年后再回到原单位。
之所以有这个打算，他说，主要是认为自己能力还不足，年轻人需要锻炼，尤其在基层。想去边疆，是因为那里相对来说偏远一点，肯定得吃苦，更能磨练人。
另外，他觉得公务员晋升渠道太单一，一个科员要熬很多年才能成为领导，基本上都是以熬资历为主，而绝大多数公务员是到不了领导岗位的。
他说，按照3年提拔一级来算，一个科员，3年后是副主任科员，6年后是主任科员，9年后是副处，12年后是正处，“但这种情况岂止是一帆风顺，简直就是‘坐直升机’。一般来说，没有这样的。我们单位有的同志40多岁了，还是副主任科员，比我高一级。照这样的话，到退休的时候，也就混到主任科员。”
对于年轻人来说，需要有施展自己的平台。李明希望通过去边疆锻炼，丰富自己的阅历，以后的晋升渠道也许能更宽一点。
“在边疆肯定会遇到很多在原单位不同的情况，遇到的东西多了，懂的也就更多了。”李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