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对治国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国家起源有关系。国家从哪里来?国家从家里来。因此,治家之道和治国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心得体会,希望对你有
帮助。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心得体会(一)
中央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方案提出,做合格党员,就是要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其中,“讲道德、有品行”是做合格党员的重要标准之一。俗话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才能
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讲道德、有品行,就是做人要实,光明磊落。对于党员来说,就是要忠诚老实、襟怀坦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一要做老实人。共产党人做老实人,就是要忠实地面对党、面对组织、面对人民、面对同志。二要说老实话。说老实话,就是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错误不隐瞒,坚持真理、尊重事实,切实做到言行一致、知行统一。三要干老实事。广大党员要抱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大局为重、以发展为要、以民生为大,对工作尽力,对岗位尽责,对事业尽心,崇实干、用实劲、求实效,以求真务实的作风赢得群众的真心拥戴。
讲道德、有品行,要从慎初、慎小,从小事做起。党员的作风养成,要从日常处着手,从点滴中做起,从小事上破题,从细节上加分。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带头践行*,带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带头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自觉远离低级趣味,坚决抵制歪风邪气。要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立德、修德、践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守住做人、处事、交友的底线。
讲道德、有品行,说到底就在于能否正确处理公、私二字。能不能做到严以用权,有没有正确的权力观,是不是真正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十分重要。党员领导干部要从思想源头上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切实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权和法的关系,时刻要对手中的权力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真正做到为民用权。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心得体会(二)
共产党员怎样做到讲道德、有品行,做合格党员。第一,共产党员应当具备怎样的道德品行。我们的道德品行既有来自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内容,也有共产党人自己的创造。第二,讲道德、有品行的时代意义。即在当下,为什么特别需要讲道德、有品行。第三,从宏观上看如何做到讲道德、有品行。当然,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不是仅仅听我们讲课就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各位党员领导干部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
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行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髓,又有共产党人的不断创新。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比较完善、比较成体系的道德要求,集中体现在儒家学说中。比如,《中庸》中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里的道,不仅仅是道德的意思,它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天下的运行之道,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治理的道,这个“道”不是“道德修养”的“道”;二是儒家君子个人应该恪守的道,主要是指道德修养。因此,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君子的身体,不是今天在这里遵守这个行为准则,明天在那里就能不遵守这个行为准则;人多的时候做一套,没有人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这样是不行的,这样就不可能有你自己的道。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因为“道不可须臾离也”,所以君子特别害怕在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一言一行不符合道的要求。那么,要体现道,关键是要在“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样细小的、看不见的地方体现。
从这点上我们能看出,中国儒家传统非常强调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而不仅是外界的约束。《大学》中讲:&ld
quo;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也就是说,一个人关键是要坚守本心,不能自欺欺人。有些东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关键自己要知道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要做对的事情。比如,每个人都不喜欢难闻的气味,而喜欢漂亮的东西,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对于道来说,如果我们像追求天性一样去对待它,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外在负担的任务,就是不对的。不能像“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君子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一样,而小人则不同,小人在一个人时喜欢干点坏事,但当他见了君子,他就怕别人看到他坏的地方,于是把坏的地方掩盖住,突出他自己的优点,而这优点可能是伪装的优点。《大学》中指出:“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也就是说,做坏事,外人不一定能够看出来,可是归根结底自己做了坏事是骗不了自己的。所以,最根本的不在于外在如何,而在于要诚于中,内心要有道,这样才能形于外。中国儒家传统对道德的修养有一个特点与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强调法治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制度,个人只要不干坏事就可以,而在法律所禁止的坏事之外干什么都可以;中国不一样,中国强调个人的行为规范不是依靠外在的东西去约束,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强调个人的内在,强调如何形成一套自己认同的价值理念,强调自我约束。但同时,也不要把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好像西方强调用制度来管人,中国只强调用道德来管人;西方强调不要让人干坏事,中国强调让大家都成为圣人,这样对立是不正确的。西方虽然更多地强调法治,但同样也有道德。比如,西方有基督教文化,有各种各样的道德要求等;而中国虽然更加重视道德,但同样也有法律文化的存在,也有很多制度来约束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的每一个人。中西方的区别主要在于量上的不同:中国更强调个人的道德,西方更强调外在的制度约束。因此,不要总是把中国和西方割裂起来去看。这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特点。
儒家的很多理论家也就这一问题进行过阐述。孟子曾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任何时候自己的内心是最重要的。曾国藩在总结一生的处世经验时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慎独是根本,其他三条是枝叶。《曾国藩遗嘱》有句话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可以看出,用一个词来归纳儒家道德修养的核心要求就是慎独,慎独是一个人自己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一套完善的价值体系,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同时要自我约束,时时刻刻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杨震却金的故事就能很好地展现这种儒家传统。杨震是东汉时期的官员,字伯起,东汉弘农郡人,曾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在他调任东莱太守路经昌邑时,昌邑令王密为答谢杨震知遇推荐之恩,深夜以10斤黄金相送。杨震看到黄金很生气,他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把你举荐给朝廷,让你为官,是因为我知道你的品行,认为你可以担当重任,所以是“故人知君”,故人就是指杨震自己,但王密却是“君不知故人”。随后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意思是晚上也没有人知道,就收下黄金吧。杨震又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后非常羞愧地走了。杨震是在强调,你送我十斤黄金,两个人都是在做坏事,既然两人都知道这是在做坏事,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这就体现了真正的儒家君子对自身道德的要求,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也要始终按照自己的道德操守来做事,要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
但现在很多影视剧所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杨震说这句话的含义。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所要表现的是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怎么还能做坏事呢;而现在影视剧中表达的含义却是只有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再没别人知道,就可以随意做坏事,包括行贿受贿等,这其实是讽刺。因为天知,神知,我知,子知这句话关键是在强调有人知道这件事,我们不能再去做坏事,而不是说没人知道,我们可以随意做坏事。
那么,儒家为什么如此强调道德修养呢?因为它不仅是对于君子个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对儒家治国的重要性。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儒家治国之道的起点和基础,儒家的国家治理理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先要修身,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齐家;只有管好自己的家庭、家族,让自己的家庭、家族能够按照礼法运作,他才能去治理国家;最后,不论是作为皇帝还是作为大臣,只有治理好国家,最终才能够平天下。这里的平天下不是平定天下的意思,而是一个使动动词,叫做“使天下平和”,可以把它理解成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就是使天下平和。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对治国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国家起源有关系。国家从哪里来?国家从家里来。因此,治家之道和治国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从历史上看,对于西方来说,先有氏族,氏族还是血缘关系;后来氏族变成部落,部落就是地缘了;部落又变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最后成为国家。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先有家庭,家庭慢慢发展变成氏族,氏族通过分封制将子孙分封到全国各地,构建起了国家体制。这在《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周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比如黄帝分封了自己的25个子女到中原大地成立国家,这些国家又都听他的。最典型的是西周,西周实行宗法制,西周分封了800多个诸侯,据统计,这些诸侯中有600多个都是姬姓诸侯,是西周王室的后代。也是通过这样的分封方式,把一个家庭的结构布散到了整个中原大地上,甚至跨到了长江流域,形成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因此,中国早期的国家治理和家庭治理、家族治理是一致的。西周依靠宗法制来治理国家,宗法制说白了就是家法。虽然后来又发展出了更多更新的治理国家的制度,但总体上并没有脱离依靠皇帝个人的人生关系来治理国家。所以我们强调治家、治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要用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治理整个国家。
另一方面,古代儒家传统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在于约束、规范个人权力,古代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在中国古代,约束、规范皇帝、大臣的权力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因为我国古代是君主专制,君权至高无上。从理论上讲,限制皇权的是上天,也就是“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要受上天的制约;但实际上,皇权在制度上是不受限制的,中国古代不像现在这样有选举、人大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皇帝生下来就是皇子,成为皇上之后在权力上就不受限制了。
既然皇帝在外在上不受限制,那就只能让他在内在上受到限制,这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古代,皇子们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教育,这种严格并不是简单宽泛的道德标准,而是已经严格到规定几点起床、几点吃饭、何时娶亲、何时生皇子等方方面面,希望通过这种严格的规范形成皇帝内在的严格的道德修养、道德操守,以此来约束皇权。
总的来说,这种约束皇权的方式在古代有效果,可效果却不是很好,但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别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儒家传统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强调。
今天,共产党人也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体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都要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刘少奇同样主张把“慎独”作为共产党人修养的方法加以运用。他指出,共产党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典型的道德修养。他生前为自己的家人亲属定了“十不准”,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等等。“十不准”既是*对亲属的要求,更是他自己严格自律的真实写照。
以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修养、党性修养与中国儒家传统道德修养的继承关系。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并不是完全照搬古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与古代传统道德还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道”的不同。儒家的“道”最核心的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等级制、宗法制。对于儒家的君子来说,要按照等级制、宗法制的要求做各种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则不一样,*中有一个叫平等,我们追求的是平等,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现在绝对不能按照儒家道德标准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来管理。儒家有句话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作为儒家君子,不需要给老百姓或是农夫行礼;但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则不能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在道德修养上与古代很大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在内容上有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继承,但更多的则是我们有自己的内容,有从马克思主义这延伸下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