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读到王宏甲这本新书的。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作家说，王宏甲的名字我知道，但这本书的名字我看不懂，我知道有协约、违约、公约、条约，不知道还有个“塘约”。我告诉他，塘约是贵州安顺的一个村，一个带着泥土气息的名字，村里应该是有塘的，不光有塘，还有两条河，一条叫洗布河，一条叫塘耀河，洪水一来两条河的水就暴涨，把村里的田地都淹了。“塘约”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约定，一个由村里共产党员带头、老百姓共同响应，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盟约。靠着这种约定，他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农村脱贫攻坚的道路，一条实现富裕幸福梦想的道路，一条具有农村发展典型意义的道路。塘约道路既不同于华西村模式，也不同于小岗村模式，但两者的成功经验都在这里得到借鉴。塘约是革命老区，是红军走过的地方，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王宏甲通过塘约困惑、塘约经验、塘约模式、塘约道路，讲述了*在基层的成功实践。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关键词??中国道路。
王宏甲是讲故事的高手。书中有这样一段：“当晚，(左二牛的)父亲主持家庭会。父亲问儿媳妇：这个村主任，你同意不同意他干。儿媳妇说：他想做的事就做吧，我从来都没拦着他。父亲说：村干部要付出的，没有你支持，他干不下去。儿媳妇问：咋支持?父亲说：你就支持他两点，一是他有事，随时要走的，你不能拖后腿;二是有人来找，端椅倒茶要及时，找你吵架，你也必须先倒茶。儿媳妇说可以。然后问二牛什么态度。二牛说牛还在。父亲说：没必要老想着挣钱……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是福气啊!……第四天，二牛就把牛全部卖了，开始当村主任。”一段朴素的白描，描绘了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共产党员、老农民、老父亲形象，描绘了一位敢于担当的年轻村干部形象，描绘了一位朴实、明理的农村媳妇形象。这个家庭会的故事让人想落泪。像这样的故事，书中有很多。王宏甲的白描功底很深厚，字里行间，让我们似乎读到了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孙犁的《荷花淀》。通过一本书讲述一个村庄的故事，讲述中国社会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普通百姓的故事，展示波澜壮阔的画卷，这是《塘约道路》的意义。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关键词??中国故事。
故事的主角当然是人物。《塘约道路》的故事是从村支部书记左二牛、村委会主任彭远科、时任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写起的。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洪水，使三位基层干部不期而遇地集中在一个画面里，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什么叫赴汤蹈火义不容辞，什么叫主心骨、定盘星、压舱石、顶梁柱，什么叫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村庄是中国社会一个最基本、最基层、最基础的单元，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终端、执行终端、受益终端，基层组织、基层政权至关重要。在11人的干部会上，大家对合作社、就医、就学、基本建设、土地流转中心等问题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中央一号文件是如何落地的，*在小岗村提出的“四个不能”是怎样实现的，农村深化改革、基层民主建设是如何推进的，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在基层是怎样落实的。一句话，《塘约道路》让我们看到，实现农村脱贫、全面建成小康、复兴民族伟业，领导力量在党，骨干力量在党员，依靠力量在人民。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关键词??中国力量。
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中国力量，是王宏甲这部《塘约道路》最突出的三个主题，是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动注解和诠释。前两年，王宏甲曾有一本《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一书，书里梳理了从尧舜禹、汤文武等中华先圣的民本思想，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再到*的人民观，视野宏阔，思考深邃，思想性强。这部《塘约道路》可以说是《人民观》的农村版、基层版、实践版。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历史舞台的主角，是书写历史的主人、推动进步的主力，讴歌人民就是赞美英雄。我认为，王宏甲用他那饱含深情的笔，再一次为我们塑造了人民的群像、英雄的画卷。
由中宣部《党建》杂志社、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12月10日上午9时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
1，重走集体化道路，两年发生了巨大变化
“塘约村是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的一个山村，夏季一场洪水让这个省级二类贫困村雪上加霜。穷则思变，在上级党委支持下，村支部发动群众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进而做到“七权同确”，极大地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走集体化道路，短短两年时间，跃入小康村行列，变化和成效令人惊叹。”
穷则思变，物极必反，塘约村重走集体化道路，两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的两个重要原因是，一是集体化道路，二是塘约村党支部的领导，用塘约村支部书记左文学的话说：“选好一个路子，建好一个班子，带好一支队伍，用好一套政策。面貌就会大改变”，首先是集体化道路的正确，第二是党支部班子领导的正确和坚强，第三是党支部队伍和塘约村共同富裕繁荣村民队伍，第四是“用好政策”。
这个“用好政策”里有个策略，本来，土地是集体所有，重归集体所有就是最简单的物归原主，策略上不能不“适应政策”，非要拐着弯说成是“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虽然逻辑不通，但策略效果很好，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赞同。
2，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
“从塘约农民的实践中看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但它只能是共同富裕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这个巨大财富在绝大多数农村被破坏了，而在塘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在重走集体化道路的共同富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很通俗的好坏社会的区别
“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
资本主义有富豪绝不是好社会，因为少数富豪的富裕是建立在绝大多数贫穷的基础之上的。*是好社会，是共同富裕，当然是既没有富豪，也就没有穷人了。
以此来区别好坏社会，*时代的*就是好社会;复辟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就绝不是好社会。
4，坚强的村党支部就是领导穷人闹翻身，举全村之力脱贫，岂能允许极个别“先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为穷人谋利益，一个村庄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什么是政绩，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举全村之力帮助最后一个贫困户脱贫，这才是最大的政绩。”
5，共产党打土豪，共富裕，岂能再造富翁?
“共产党不是造富翁的，是要解决帮助穷人使他富起来，要关心的是穷人。”
6，塘约就是复兴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复兴是把曾经优秀的、丢失掉的找回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继承光荣传统。”
7，塘约运用“脱贫”政策实现脱贫的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两条
“脱贫的背后根本原因就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得到发展，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发挥。”
8，共同富裕的“崭新的格局”调动了绝大多数的积极性
“崭新的格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开车的都回来了，一组织200多个驾驶员成立一个运输公司，做木匠的、做泥水的、搞油漆的、搞装修的这些回去了，组织一下800人，还有流水线上打工的妇女回去，350人，一个村庄的产业结构调整了，如果没有组织起来，不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怎么进行这样的调整。”
9，最积极最踊跃的先进力量是“债民”
“因贫困欠着债的，他们塘约村有一个说法叫“债民”，债民在他们村有30%，一说成立合作社，这30%的债民是报名最踊跃的，越穷的人越报名参加，越拥护，觉得合作社是他的靠山。”
10，集体化道路得人心，把邻村村民吸引过来
“现在塘约村发展以后，大屯村的农民相约把他们的土地流转到塘约，像投奔粮商一样，就投奔到这个地方来”
11，以往的扶贫实质上“帮富不扶贫”
“以往的扶贫通常会考虑扶贫资金投下去要见效益，那就要有项目，什么人能做项目，就是能人，能人联合比较有本事、有资金的人，这叫强强联合，经过几轮强强联合以后，圈里没有人联合的就更穷了，这种做法是帮富还是扶贫?”
12，当前三农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两条，离开集体化和农村党支部领导就没有农村脱贫的出路
“最重要的就是两条，一是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加强党支部在农村当中的领导作用。包括上级党委的支持，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统一就是当今迫切需要的。”
13，塘约的榜样的意义就在于贫困地区通过集体化走向共同富裕，因此可以普遍学习的榜样
“就塘约本身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做法，我并不感到新鲜，我也见了很多全国的典型，包括我自己写过的，有一点我特别震撼、震动、思考，是因为贵州这个地方。跟我苏州的家乡、华西村的家乡完全是不同的，我也没想到在贵州那么一个贫困的地方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非常赞同。”
14，王宏甲写出“塘约的道路”的报告文学是今天少有的文化精品就在于是真正为工农写作
“王宏甲作为一个优秀的老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我们依然还脚踏着自己充满感情的脚步去走到偏僻的山村书写着贫困人民的变化，这种精神我认为作为作家，作为艺术家，我们也应该给予致敬”
15，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是没有了”，塘约党支部建设“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是“特别重要的问题”
“现在的农村基层建设在很多地方已经是没有了，已经是失去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最基本的基础，而在塘约这个地方，是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而且给了我们人民以希望，这样的典型是在全国很多基层当中要推广和宣传的，这是特别重要的问题。”
16，对“全国各地每一个贫困地区那些脱贫”的质疑和对“塘约道路”真正脱贫的坚信和敬佩
“全国各地每一个贫困地区那些脱贫的人民是不是真正脱贫了呢?这实质上也是要打很多问号的，塘约给我们看到的是扎扎实实的，是可以十年、二十年甚至于几代人彻底改变贫困的景象和基础，这是了不得的，这是叫真正的脱贫。”
17，安顺市周书记和塘约左文学书记在重走集体化道路上的责任和使命令人敬佩
“周书记、左文学他们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赤忱之心和崇高的信念完成了他们应该完成的这种责任和使命。”
18，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塑造了一个走集体化道路的群英像
“塑造了左文学这样的人物，为了大家的利益可以不要工资等等，个性是非常鲜明的，他把大家组织起来，调整产业结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人他继承了父辈为乡亲服务的精神，用自己独特的智慧，用自己的初心、韧劲，走在改变乡村路和面貌的道路上。在这条路上，他一直在奔忙、一直在奉献。从他的描写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订立的乡约，执行的政策，既符合当地的实际，又深深的了解他周围的这些农民。”
19，农村“新的道路”在哪里?
“自从小康村承包到户之后出现一个新的面貌，但是这之后呢，我们是否都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新的道路，我看并没有寻找得到。我们很多地方虽然造就了很多富豪，造就了很多大的企业、私人企业，但是我们的贫困面貌，很多贫困地区的面貌不但没有富裕起来，反而更加的贫困。”
小岗村包产到户之后究竟如何呢?有目共睹的是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农村的长期停滞造成严重的三农问题。“新的道路”至今没有找到!很多贫困地区的面貌不但没有富裕起来，反而更加的贫困!
20，不少地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不少地方的变化是依靠权力，哪个领导重视，领导去视察了，带去了很多的资金，带去了很多的钱财所以改变了。有一些地方靠政策，给了一个特殊的政策，面貌改变了。还有一些地方资本注入了，土豪来了，土豪把老百姓的地都买走了，老百姓和土地没关系了，所以改变了。”
21，只有重走集体化道路才是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
“但是跟刚才我说的这一切相比，塘约不是这样的，塘约是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大家抱团取暖、抱团发展的道路，他们能够发展和能够改变的动力是内生动力，是鸡蛋变成了小鸡，而不是人工受精产生的，塘约的道路确实是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值得我们很好的推广和学习。”
22，“走合作化的道路”??只有集体化道路才能够救农村，救农业，救农民!
“水灾来了，把塘约村冲得一干二净，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怎么办，要寻找一条道路，这时候周建琨书记跟左文学同志讲可以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时候左文学在周书记走的时候大哭一场，给我了一个希望和一条新路，从此就踏踏实实、不计报酬、不计利益带着村民干事”
23，农民穷则思变，在不能再穷的时候找到了自己救自己的道路
“他们确实是穷则思变，不能再穷的时候找到了道路、方式、方法，他们的方式方法就是依靠党的领导，发动群众，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24，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必然越走越宽
“《塘约道路》在毕节、在安顺、在塘约刚刚开始。我想，这样一条道路是越走越宽，从走到全国很多边远的山村和穷困的地方去，甚至于走到城市来”
25，农村的“993861”部队如何“小康”?
“这些留守乡村的群体叫做“993861”部队，99是老人，38是妇女，61是儿童，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以人为本就是一句空话，小康社会就永远只是目标，人民的幸福感就难以实现。”
26，代表穷人领导穷人翻身才是“党的先进性”和“党的宗旨和目标”
“以左文学为班长的塘约村的党支部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言行生动而具体的阐释了什么是党的先进性，什么是党的宗旨和目标，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根本就是一体的。”
27，私有化解决不了“公的部分如何归属”问题，只有集体所有才是公有土地等公有生产资料的唯一正确的归属
“塘约是非常好的解决了对于公的部分如何归属?如何分享?如何占有?这是第二个问题，在塘约的探索里面是非常值得总结的，如果不解决公的问题，或者公的部分被少数人占有，或者以私的名义占有公，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城市地区，在农村地区这个问题也非常严重。”
28，离开农业集体化，基层农村党支部建设“事实上现在是处于无解的状态”，南街村华西村周村刘庄塘约等的集体化道路是基层农村党支部建设问题能够圆满解决的唯一正确答案。
“整个包产到户改革以后，尤其是随着人口的流动以后，党支部如何在村庄去治理我们整个最基层的社会，事实上现在是处于无解的状态。”
《塘约道路》由报告文学家、著名学者王宏甲所创作，是记录贵州安顺一个穷山村在党组织带领下，如何从灾难之后的一穷二白中，通过重拾集体化道路，重拾乡约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实现惊人蜕变的一篇写实报告文学。全文用字简练、文笔朴实、寓意深刻，读后发人深省、使人振奋、催人上进，个人认为是近年以来被穿越、玄幻、盗墓、神剧充斥的现代文坛浊世中难得的一股清流。作为一名基层三农工作者，对文中所提及的诸项事宜，感触尤深。一些体会、几点思考，以飨读者。
一：从改革到深化改革
“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左文学说，“通过流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们办的村合作社。”
话说到这，大家发言热烈。有人提出疑问：“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
左文学说：“我想过了，以前那叫改革，我们这叫深化改革。”??《塘约道路》第26页
与39年前凤阳小岗村的严俊昌们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相比，今天的左文学们无疑要幸运的多。将近40年的变迁，“改革”二字在我国早已从敏感词成长为时髦词，并正逐渐演变为通俗词。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浅洼地带步入深水区域。而人们对于改革二字的聚焦点，也已从彼时的方向性选择的关注，转移到了对进度与力度的关切。
民之所望，即为施政所向。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这样一种方式，向党内外、国内外回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继续改革、怎样继续改革等重大问题。
一时之间，改革再度成为风靡全国的热词，从农村到城市各个领域、从省到市到地方各个层面，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不断掀起。
当然，改革就意味着变化，就面领着新的选择，就会有争论、有质疑，各个领域莫外如是。在三农领域，学界、政界也出现了各种争论，集体所有制该不该保存、粮食安全重要性是否如故、耕地红线该不该坚持……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不过，总有一些道理需要我们紧记，总有一些底线需要我们坚守。
4月，*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三改一损”，体现的正是最高决策层对今时农村改革形势的审度和对各式呼声的正确回应。
“是不是走回头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想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改革?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为了消除桎梏、提供动力。
39年前分田到户是正确的改革，因为当时的分配制度和产权不清压抑了人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而分田到户所做的，其实就是释放了人的积极性。
今日的农村与当时的农村早已大相径庭。今日农村，青壮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在农村的都是出不去的和出去了留不住的，这些人或目见或耳闻，大都已知晓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他们一遍遍仰望隔壁村老王家搬砖挣钱修起来的小洋楼，又一次次庆幸地唏嘘着姚员外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典故。他们不甘寂寞，却又安稳于此，期望改变，但从不主动求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塘约的老农民们应该感谢那一场洪水，因为它让他们没得选择，只有联合起来，寻求改变。
农民重新联合起来，不是回到“一大二公”吃大锅饭，而是以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保障，将所有权明确到集体、承包权明确到户、经营权明确到土地合作社，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培育自主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设*。
这就是深化改革。
二：多出了3289.5亩
还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积是1572.5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一直是这个数目。这次经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的全村耕地面积是4862亩。
没错，多出了3289.5亩。??《塘约道路》第42页
这段话，王宏甲后来在海淀区某大学做报告演讲时也多次提及。我想了很久，也不敢说自己有多么理解他作为一名“局外人”，反复提及这段话、这两个数字的真实意义。我只知道两点，确权以后，农民的地多了。以及，过去的就过去了。
土地确权，是指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确定，是对农民集体、农民与土地长期稳定的产权关系的确认。确权之前，归属不清、情况不明，造成了几十年来的糊涂账。确权之后，土地权属清晰、管理方便规范、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权益得到维护。
过去的就过去了。对既成事实的尊重，需要一种勇气，体现了一种智慧。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开拓将来。
由此及彼，联想到另一份重磅文件《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提到，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对“原罪”的宽恕，何尝不是体现了一种胸襟与智慧。
三：你是精准扶贫对象
谷掰寨有个王学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恶化死了。家里留下四个子女，最小的不到两岁，最大的不到十岁。为给丈夫治病，家里还欠下六万多元债……
她成了建筑队拌灰沙的副工，同时还负责做饭给建房的工人吃。这样她就有工资，一个副工一天工资是120元。
政府给她建的新房子有120平方米，在她看来，这就是天堂一般的房子了。她说她做梦都没想过怎么有这样的好事。
左文学告诉她，她是精准扶贫对象。??《塘约道路》第46、49页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经过多年的扶贫工作，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精准扶贫的意义，不仅在与将大水漫盖变成了滴灌，明确了扶贫对象，提高了施政效率，更在于因人施策，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许多年来指望在农村“用先富带动后富”迅速实现农民脱贫思路的一种纠偏。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如王宏甲所说，一个好的社会，应该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
四：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
(塘约村村支书左文学在浴桶里想出个村规民约：红九条)
每一条都是警戒的红线，谁踩了红线，就被“拉黑”。
违反九条中的任何一条，就被列入“黑名单”管理。一旦列入，“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支两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
“这是村民的基本权利，不能不给办吧。”
回答说：“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塘约道路》第70、74页
“村民自治”的官方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第四部《宪法》第111条，其中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当时的设想应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后乡村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乡村社会严重失序的现实。通过村民自治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大制度的联接，为村庄发展提供社会秩序，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破解“三农”难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近年以来，官方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却并未能够迅速、有效、完全接管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而是被地方黑恶势力分走一大杯羹，例如聊城辱母杀人案中的涉黑高利贷势力。村民自治出现“失灵”甚至“失控”的窘境。
“西湖学者”陈剩勇曾经总结村民自治制度失灵的五个原因：其一，村民自治制度不是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自发生长的秩序，而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产物，缺乏必要的本土资源，包括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支撑，很容易水土不服。其二，目前的农民，总体上小农意识依旧根深蒂固，民主与法治意识不足，契约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待提高，要求他们自治村庄，“未免有点强人所难”。其三，农村精英的大规模流失，加剧了中国农村的治理危机。其四，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进乡村民主过程中，普遍“重选举而轻治理”。其五，村民自治和乡村民主建立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基础之上，村民自治制度与乡镇政府管理体制，可谓是一个农村，“两种制度”。“如村委与党支部关系的紧张，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关系的不顺，等等，其根源都可追溯到乡村地区的制度环境。”
回应一下陈教授的“五个原因”：其一，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结合中国实际，也能焕发勃勃生机。其二，“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其三，人是用脚投票的。近年以来，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增速明显下降，、分别只增长0.4%和0.3%，农民工返乡与就近务工趋势上升相应。在外积累了经验、技术的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可以带动农村社会治理。其四，重选举而轻治理不是中国特色，更不是农村独有。其五，我们正在大力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
新的自治体制的效能正待验证，但是我相信一点，在今日中国，如果党都办不成的事，那也不用指望别人。
对现状不满，往往就会怀念过去。例如，2月的亚布力论坛，任志强、冯仑等商界大佬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
毋庸置疑，乡绅文化在我国农村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千年以来，乡绅“在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重要中间角色，兼顾政府和地方利益，为维系地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也认为，自上而下的皇权与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
古代乡绅,大多是告老还乡的官员,荣归故里的商人，或是德才兼备的长者，在暮年为故里发挥余热、泽被后人，无可厚非、令人敬仰。但是今时今日，乡绅文化并不具备快速培育发展的土壤。从塘约的实践我们能够得出结论，靠得住的，只有党、集体和自己。
对现状不满的正确打开方式，应当是努力开创未来。
五、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
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先前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塘约道路》导言第2页
留守老人、留守村妇、留守儿童，这是城里人脑海中农村的标签，也是农村的现状。
刘燕舞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曾提及，湖北京山县，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
留守村妇，承担着过量的家庭物理压力，同时也面临着生理、心理上的缺失和安慰，更遭受着来自外界不安全和不良因素的影响。在家庭伦理、社会道德、个人自律、社会规范中，经受着物质、精神、心理的巨大挑战和诱惑。
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留守儿童2200万。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隐患，导致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北方某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已高达20%。
而对于那些青壮劳动力来说，一边是回不去的故乡，一边是融不进的城市。
我们该做点什么呢?
让农民融的进城市，也回得去农村。
要进城的，要让他们带着资产进城，带着一家老小进城，成为新市民，并且，在农村还要保留他们的权益，他们的权益，由集体来负责，政府来监督。
要回村的，要让他们有事可做、有钱可挣、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这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政府要出力、集体要出力、社会也要出力。
塘约村走集体化道路，才短短两年，就由省级贫困村跃入小康村。至于江苏省的华西村、山西省的大寨村、河北省的周家庄、湖北省的官桥村、深圳的南岭村、杭州市的航民村、湖北省的洪林村、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陕西省的阳山庄、河南省的南街村、云南省的大营街、天津市的西双塘村等等，这些各地的第一村、最富裕的村、共同富裕的村、社会和谐的村，都是坚持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甚至是万户农民摁血手印，坚决要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相比引领中国改革潮头的“包产到户”，经过30多年的实践，无一个成为富裕村，无一个成为共同富裕的村，这到底有什么经验教训要总结?现在到了该理智和冷静回头审视，实行“包产到户”风风雨雨的时候了!
一、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五大效应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决裂”清楚地表明：彻底改变私有制性质，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独有的特色;致力于建立崭新的公有制，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独有的特征。为在中国建立公有制，中共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不懈的追求，仅牺牲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就达400万;在中国农村建立集体经济，是千古未有的伟大革命，是波澜壮阔和艰难困苦的伟大实践。
1.毛*亲自主抓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上旬，*到河北、河南与山东等地视察，与当地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问题。*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不仅为人民公社起了名，还做了题词：人民公社好!
1962年9月27日，*主持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也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2.人民公社取得巨大成果。对于人民公社取得的巨大成果，突出体现三点：
一是为建设新中国提供9000亿资金。通过人民公社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仅“统购统销”就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7000--8000亿元资金，算上缴纳的1000多亿元农业税，就是9000亿资金，按当时的黄金比价，至少相当于现在的70多万亿元!当年，打一场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才投入69亿元人民币，包括买苏联武器，那时的钱多值钱!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才9600亿元。我们今天应满含热泪的问一问：若没有农村集体经济贡献的9000多亿资金，怎么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要像现在的农业，不仅不收钱，还给补贴，也不投入任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那人民公社贡献就太大了!
二是修建的水库占中国的90%左右。*时代，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征地、动迁不花钱，发动亿万群众建设了数不清的水库。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规定，坝高超15米，或库容超300万立米、坝高在5米以上为大坝，全球有约5万座大坝，其中中国有22000多座，占全球44%。全球100米以上的大坝共851座，其中中国有130座，占15%。(*时代修建的水库占中国的90%左右，占世界的40%左右)为中国抗洪防洪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广大农村提供了灌溉用水，为各个城市提供了清洁水源。最近，王岐山有个讲话，特别提到*时代建设水库，他很动情的说，若是现在来建设这些水库，我们连动迁费、征地费都拿不起!
三是全国人民吃了三年国库的陈粮。*逝世时，我国既无内债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留下了5000多亿斤粮，还留下了500多万吨棉花，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的几万亿。这些留下的粮棉，都是人民公社的成果，以至1978至1980年“害的”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粮。
3.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产生五大效应。应该说，*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农村建立起人民公社，绝对来之不易，它所起的立体效应，也绝非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五大效应”。
一是转变效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革命和建设转变。或者说，建立新中国后，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继续革命搞*，建立人民公社就是分水岭。建立人民公社，无疑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继续进行*革命和*经济建设的重大内容和形式。
二是发展效应。建立人民公社搞集体经济，根本意义在于要搞农业现代化。搞集体经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效益的发展，更为今后农业向机械化进军开拓出广阔空间，为大批知识青年建设农村提供载体，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运用到农村提供广阔天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再过100年也不会有农业机械化，也无法负载知识青年建设新农村。
三是完善效应。在旧中国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农村组织结构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必须有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才能取代旧中国的农村治理结构。而建立人民公社则能取代几千年的农村社会模式，让广大农村有效纳入社会管理和相互帮助的体系之内。
四是组织效应。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组织问题，没有组织的农民，那是一盘散沙。*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有着清醒地认识，根本在于他对农村农民农业有深刻和清晰的认识。建立人民公社进行*革命，更能将农民组织起来，自觉地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军，自觉地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自觉地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五是均衡效应。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地区差别极大，城乡差别极大。如何在均衡发展中，实现可持续发展?1956年2月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同年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核心讲的就是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实现平衡发展，第一个关系就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则讲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1958年出现的人民公社，作为具有多功能的小城镇，它是工业、商业、文化教育事业的承载体，也是人口聚集的节点。这对缩小城乡差别，均衡社会与经济发展，起到生长点、连接桥梁和均衡器的作用。
人民公社不仅是政权形式，是社会管理形式，还是经济形式，行政区划的小城镇存在形式，也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毛*在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时，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二、围绕解散人民公社引发的党内之争
当然，人民公社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弱点，那么，是对其进行改善呢?还是彻底否认?
1、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据调查1979年的人民公社30%经营良好，30%表现极差，40%有发展潜力也存在危机。著名美籍华人韩丁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非常难得”，这30%意味着有2.4亿人，能达到较高生活水平并富裕起来;而通过政府援助、专门指导和辛勤工作，另外贫穷的2.4亿人也能生活得很好;这也同样适用于中间40%的农民。
在那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将偏远山区、人员分散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集体经济解散，而将经济发达地区，土地面积集中地区，集体经济强大地区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好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极差的解散?规模过大的集体经济，可不可以适当缩小?最终要不要解不解散人民公社，可不可以尊重农民自愿选择?
2、中央高层意见分歧。要不要实行包产到户?要不要解散集体经济?时为中共中央副*，又长期主抓农业的李先念明确表态：“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讨论包产到户。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时任国务院主抓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尤其，1980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更发生了“阳光道和独木桥”的激烈争论。黑龙江省委书记杨一辰讲话主张集体化，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省领导人的意见，很多人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充分肯定农村集体化取得伟大胜利的结论，农村集体化中出现的错误已经纠正了，希望中央在贫困和非贫困地区之间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
4、农村改革摧毁了农村集体所有制。而从1978 年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标志，赵紫阳等人在四川和安徽将“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扩大。1980年9月赵紫阳当总理，面对第一书记座谈会的争论，面对从上到下的强烈反对，赵紫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彻底否认人民公社，并通过“不换思想，就换人”的高压政治，坚决把废除人民公社进行到底!
可中央一号文件明明白白写到：“要顺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可赵紫阳根本不尊重各地农民意愿，在全国强行推开否定人民公社的改革。如，大连地区经济发达，很多农村集体经济强大，农民根本不愿意分田到户自己经营。可赵紫阳在大连视察时，竟严令农村要将每一棵果树都分到个人。在赵紫阳的直接推动下，中国掀起一场消灭农村全部集体所有制的运动。
三、“包产到户”的恶果在不断凸显
生产队社员正在领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同书
这场农村改革不管讲的如何天花乱坠，核心就是“一刀切”的分田分地，将集体经济全部否定，将人民公社全部干黄!这场改革比当年“土改”还彻底，以致今天全国只留下两块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了国家一级文物。
1、小岗村分田到户给安徽带来连年减产。上世纪70年代前中期安徽一直是全国主要粮食调出省，1976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比全国高20%以上。可自1978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后，安徽1977-1980年农业无一年不拖全国后腿，第一产业GDP4年下降7%，4年内全国粮食增产12%，而安徽减产13.7%，到1980年，安徽已成全国主要粮食调入省之一，人均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无独有偶，四川省也是如此。
2、私有化咋没解决旧中国闹粮荒。诚如李先念所言：“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旧中国，那是实行比“包产到户”更彻底的土地私有，可为什么解决不了当时中国4.5亿人的温饱?旧中国为什么10年要9闹粮荒?至今世界有30多国家闹粮荒，有8亿多人在饥饿中挣扎，它们不都实行的土地私有化?既然“包产到户”能使占世界耕地7%，人口却占世界21%的国家解决温饱，中国的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经验，怎么就不能推广到非洲?
1981年“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推广，取消粮票却是在1993年，“包产到户”为何实行了13年后，才保证了中国粮食供应?而所谓“包产到户”保证了中国粮食供应，实际是粮食缺口近30%，是用大量进口粮食来补缺粮食供应(要保证粮食安全。粮食自给率必须达到110%，现在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才80%多)，粮食安全已经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3、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到了“三最”程度。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私有化开始，那么，现在的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如何?2013年7月，在湖北鄂州市考察时指出：“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到了“最薄弱、最突出、最严重”的情势!中央如此用“三最”做出判断，道出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形势，到了何种严峻的程度?
小岗村摁手印的严俊昌终于承认“分田单干”错了：现在看来，分那‘一亩三分地’只能管温?。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留下老弱病残管着也照管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卖给那些私老板，农民们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自已那‘一亩三分地’束?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啊!现在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道是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4、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惊心。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农村基层单位，又是*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还是具多功能小城镇，工商文教育事业的承载体，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均衡器等。解散人民公社凸显的恶果，绝对不仅仅在于农业生产，与此相关的无数农村基层政权丧失，“村霸”竟然成一道风景，劳动力无序流动造成城乡地区经济差别越来越大，“春运”已成巨大灾难，“三留”问题突出，村镇大面积出现“无人区”，农民工面临“进不去城市，又回不去农村”的尴尬，贫困户极度缺少社会关爱生活凄惨，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等等。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在农村改革中首当其冲被“一刀切”了。其所带来的诸多灾难性影响，正深深刺痛共和国的神经，正深深刺痛百姓的心。可摧毁人民公社一夜之间就能做到，但若想再建立起全国性的农村集体经济，那将是何其难哉!而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绝对进入不了国家现代化!
连日来，由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著名报告文学家王宏甲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塘约道路》一书，在社会上尤其是文学艺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不小的涟漪。该书紧扣时代的脉搏，以扶贫攻坚为主题，反映了当下贫困村里普通老百姓的脱贫故事。我们关注和阅读这本书，不仅仅是看故事的表象，更要读懂其给我们带来的双重启示。
启示之一：只要同心协力，就能够打赢脱贫攻坚战。当前，各地脱贫攻坚激战正酣。攻城拔寨、脱贫摘帽，往往越是到最后越是艰难。面对“硬骨头”，也有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畏难情绪，甚至有的对困难和问题无计可施、一筹莫展。到底如何才能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各地都在结合不同实际探索路径、寻找答案。应该说，塘约村穷则思变，仅仅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带领全村跃入小康村行列的成功做法，为农村的脱贫致富?出了一条新路，为各地扶贫攻坚做出了示范。塘约村之所以能够攻破碉堡，实现了从省级二级贫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跨越，其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以党的建设为抓手，干群齐心、同心协力，从而一举拔掉了“穷根”、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启示之二：只要扎根人民，就能够创作出精品力作。生活是创作的深厚沃土，人民是创作的不绝源泉。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够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报告文学《塘约道路》一书在艺术上取得成功、产生良好的社会轰动效应，再一次地印证了文艺创作只要扎根人民，就能够创作出精品力作。该书作者王宏甲以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通过一年多在塘约村的深入采访、写作，记录下这个小山村一个个撞击心灵的真实故事，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农村波澜壮阔的画卷，吹响了脱贫攻坚的胜利号角，凝聚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精神力量，让人们看到农村脱贫的新路径、中国农村的新希望。
总之，研讨《塘约道路》，更要读懂其给我们带来的“双重启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善于思考和总结、从一些典型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就一定能够更好地促进和推动工作、讲好中国故事，实现经济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双赢。
昨天在网上看到了这则报道，即惊喜又震撼，仿佛是一声春雷炸响后天空升起一轮红日，金色的阳光普照着大地的茵茵绿草，树木和花惠，让我们看到了盼望已久的春天和春风带来的盎然生机，让人觉得中国和人类都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希翼和收获!马上去网上搜索，一下就购买了5本《塘约道路》，打算带回老家送给本村的领导们。谁说《塘约道路》不可复制?关键是看想不想去复制!为了谁的问题就是这个关键!中国以农业为基础，农民就是农业的基础，管理好农民，教育好农民，带领起农民共同奔小康，这就是中国党政机构领导扶贫攻坚的思想基础和工作重心!
不想复制就是糊涂，不去复制就是懒惰!当然复制也不是完全照搬，只需要按照这个大方向大框架再结合本地实际，更加具体化就一定能行!正像中共当年闹革命复制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理论和体制模式再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样，中国不是照样也成功了吗?所以，宏甲老师这部作品意义非凡，就像当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的意义一样重大!当然，千里马还是左文学，宏甲老师就是首屈一指的伯乐!你发现了“新大陆”，你发掘了一大堆优质黄金!《塘约道路》，这才是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又一柄火炬!也是中国建设好自己再引领世界的根本之道!
读了这篇文字，很受鼓舞，也从中得到启发，文学的意义大多也是知识分子在特定时期，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的变更，向人们的思想倾注自然生存法则的信息，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在变与不变之间，选择一条可行之路，拓宽发展创造生活。塘约道路，是一条坎坷但并不贫瘠的道路，相信在各级领导的英明领导下，发展与扶贫，生活与生产即会同步展开。农村这片广大的自由天地，土地是无限制地拓展或是收缩，关键是人们在利用土地的价值上，是否以合理开发利用。看了这篇文字，甚为宏甲老师深入基层，入微的体察民生，感悟生活，精准各项农业规章管理而感佩，看得出，这篇文字的意义，不光为了文学而文学，更主要的是将农民的命运放在首先，句句刻板，实事求是，方信，时代确实有精英，天佑，幸甚!学习感悟!
《塘约道路》真让所有热爱乡村，关注乡村幸福发展的人们为之一振，精神抖擞，我们的萧条的村庄留守的村庄若有这样一个个村支部村干部党员同志以塘约为目标为动力引领家乡人民幸福生活而努力使之改变和发展，这些村人和村庄就幸福了有情有义有故事了。有一次看到《人民日报》上有篇文章题目是《种地爱国》，可不是得提到这种高度。在我们陕西也有许多农民外出打工荒了土地的现象。应该有一种形式和力量像王老师写的《塘约道路》的农村实践真的需要许多乡县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借鉴学习。让乡村的父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乡邻让大家精神焕发热气腾腾炊烟袅袅地在自己的土地和村庄幸福和睦过日子，让孩子因为父母的陪伴而温暖，让妻子因为丈夫的回归而心情舒畅，让老人们因孩子的簇拥而健康长寿，让一个个乡村有温度有欢歌有笑语，成为希望的田野，欢乐的村庄，给每个人有美好回忆有情感的地方!谢谢王老师又给我们的乡下人指引了一条更美好的农村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