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功镇召开“三讲话一通报”精神集中学习专题会后，镇领导班子成员严格按照集中学习方案要求，迅速深入所包抓村，为村三委会干部和农村党员讲授脱贫攻坚专题党课，传达学习“三讲话一通报”精神。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一是要将“三讲话一通报”及省市县有关脱贫攻坚讲话作为“两学一做学习的重要内容，认真学习，深入理解，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脱贫攻坚信心。二是要深刻查摆问题，在学习讨论基础上，认真撰写体会文章，深刻查摆自身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三是要深入走访群众，以扶贫对象核查及数据清洗工作为契机，深入村组，逐户走访，确保“三讲话一通报”精神学习宣传到位，政策深入人心。同时镇党委政府也将采取明察暗访结合的方式，对各村学习宣传走访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确保“三讲话一通报”精神落到实处。
一、*高度关注脱贫攻坚工作
党的十八大结束以后，于2012年12月29-30日，来到河北省阜平县的骆驼湾村、顾家台村进行扶贫工作考察调研。这是十八大结束以后的第二个离京外出考察活动(第一站去了深圳)。讲，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都过上好日子，是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的本质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自然要包括农村的全面小康，也必须包括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这是我们对全国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
二、充分认识扶贫工作艰巨性
一个地区、一个家庭的贫困，必然有其形成的长期原因。除了历史的、区域的等客观原因外，主要的还是主观上的原因。如经济薄弱村主要的还是村支两委的软弱涣散，贫困家庭主要还是没有勤劳致富的吃苦精神。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情。借助外力的帮扶是必须的，但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自1992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展了多轮的扶贫开发工作，耗费了政府和社会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很多地方戴上扶贫的帽子就不想脱，扶贫的项目上了不少，但资金使用绩效不高，老百姓不满意。归根到底，还是脱贫致富主体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内因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
所以精准扶贫很重要，在工作中一定要精确划分扶贫对象的类型，采取按户分策的帮扶措施。对有劳动能力的，主要通过帮助其安排就业或新上农业生产项目等产业扶贫办法;对没有劳动能力的，主要还是要通过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解决。
三、开展扶贫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结合我们挂钩帮扶的薄弱村来说，要解决集体经济收入和贫困户收入两大问题，首先是要解决好村集体经济发展问题。只有村集体经济发展了，集体有钱了，村干部才能为村民做事，才能取得村民信任;有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才能解决村民的就业，才能解决村民的困难。
所以我们在制定挂村帮扶工作方案时，一定要将发展村集体经济放在首位。要解决村集体经济发展，村支两委和村组干部的思想认识和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非常重要。所以在帮扶方案的制定、项目的选择、方案的实施等具体工作过程中，我们都必须紧紧团结和依靠村支两委和村组干部，坚持做到“引导不强迫、支持不包办”。
在考虑村体经济发展时，还要坚持做到规划引领，凡事都要在镇村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的的框架下实施。发展项目选择注重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三个方面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由于脱贫攻坚任务的时限性，我们还要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收益时间。除了上一些打基础、长远发展的项目外，还要注重选择一些投资少、见效快、收益稳的短频快项目，确保能按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4月18日，王村镇召开“三讲话一通报”学习会，各包片领导、包村同志、驻村工作队、镇精准办同志和各村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集中学习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省级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考核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省委副书记毛万春来咸召开脱贫攻坚工作专题会议时的讲话》、《副省长冯新柱在来咸召开脱贫攻坚工作专题会议时的讲话》和《关于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放工作成效考核情况的通报》，结合王村镇精准脱贫工作实际，进行详细讲解。
会议要求：一是各村召开党员及驻村工作队成员会议，迅速传达“三讲话一通报”精神，县镇村三级干部吃透文件精神，提高认识，明确标尺;二是把握政策，严格程序，精准识别，扎实开展精准脱贫“大走访、大排查、大清洗”活动，入户核实结束后，召开两代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大会，逐户评议、审核;三是查清致贫原因，补齐短板，因户施策，精准发力;四是加强督查，镇纪委联合镇精准办采取不打招呼逐村检查督促精准扶贫对象核实及数据清洗工作。
的十八大报告对扶贫开发作出了“三个一”的战略部署，即：一个“加大”：“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一个“推进”：“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一个“减少”：“扶贫对象大幅减少”。同时，提出了多项综合性治贫的重大政策举措。这对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描绘了新的蓝图，提出了新的要求。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的本质要求，是改革开放和*的重大任务，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开发事业，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以胡锦涛同志为*的*，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出了深入推进扶贫开发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0年来，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05元增至3985元;根据原国家扶贫标准，20xxx年至20xx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8645万人下降到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9.20%下降到2.80%;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10年特别是十七大以来的几年，xx不仅经济发展快速，已经成为西部省区经济的一个高点，而且由于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和改善民生的着力重点，高度重视和加强综合扶贫开发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十七大以来的5年，全省共投入各类扶贫资金700多亿元，贫困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2006年的2460元增长到2011年的5072元;根据原国家扶贫标准，贫困人口从643万人减少到243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10.50%下降到3.87%。10年扶贫开发的光辉成就，不仅充分彰显了科学发展观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价值，而且也充分彰显了*、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扶贫开发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的正确和效宏。
由于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较为突出，距离科学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距离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也还有较大差距;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地区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扶贫开发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繁重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扶贫开发方式。如果经济发展不科学，发展方式不转变，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窄;如果扶贫力度不加大，扶贫方式不转变，扶贫攻坚就会停滞不前，社会就会不和谐，进而就会影响或制约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事实上，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全面发展，都必须科学发展，要如此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缓解和消除贫困放在基础的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对深入推进扶贫开发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且也提出了多项综合性治贫的政策举措，更创新发展了扶贫开发理论、丰富了扶贫开发内涵。因此，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十八大重大战略部署，深入推进扶贫开发，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贫困地区和扶贫系统的政治任务、中心工作。
一、准确把握十八大报告对扶贫开发的新要求
党十八大报告是一个“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的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报告。报告对扶贫开发提出的更新更高要求，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直接的论断中，另方面体现在整个报告的相关论述中。准确理解、把握后一个方面尤为为重要。
从直接的论断来看，就是开头提到的“三个一”。一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早在十七大，就提出了“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可以说，党十八大与十七大相比，是一个全新的提法。首先是取消了“发展”二字，扶持的范围和方面更宽广了。可以这样理解，过去重在经济发展的扶持上，而现在是全方位的覆盖、整体性的扶持。其次是新增加了“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的内容，其中“对口支援”与多年来实施的东西对口“扶贫协作”也不可同日而语。“扶贫协作”虽然是扶贫但协作的内在规定性还是互惠互利、实现双赢。对口支援即是经济发达或实力较强的一方对经济不发达或实力较弱的一方实施援助的一种政策性行为，属于援助的性质，如灾难援助、经济援助、医疗援助、教育援助等。再其次是其他形式，如多年来采取的财政扶贫、行业扶贫、党政机关定点扶贫、社会扶贫、外资扶贫等。总之，党的十八大的这一论断，既体现了扶贫开发理论的丰富发展，又体现了“四区”扶贫开发、区域发展的又一个春天来临，也体现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事。
另方面：“推进”扶贫开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这不是一般性的口号要求，而是集中体现了党对“三农”工作、扶贫开发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是新形势下破解“三农”难题进而推进扶贫开发的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特别是扶贫开发虽然提得比较早，但是这次又赋予了新的内涵。重要的有三点，一点是新农村建设与扶贫开发并重，这是第一次提出，意义重大。两者要有机结合，新农村建设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新农村建设;二点是“深入推进”，这是程度问题，就是要向纵深拓展;三点是生产生活条件要“全面改善”，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打亮点”、“造风景”。这是基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提出的高要求、新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贫困地区。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即：一是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贫困地区必须长期坚持的。因此，从规划起就要城乡一体，统筹考虑，特别要给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作化结合起来思考。二是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这几年，中央和地方各级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尤其要强化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产业、提升农户能力、加大公共服务、全面社会保障、加强生态保护等。四是把易地移民搬迁与之相结合。五是实施多村连片扶贫开发。
再方面：“减少”扶贫对象。扶贫对象，又叫贫困人口，也称贫困居民。扶贫对象的增减，目前主要与农民纯收入相关联。对大幅减少扶贫对象，可能产生两种模糊认识，一种是“快速论”。比如xx按2300元扶贫标准，20xxx年末有农村扶贫对象912万人，比上年减少444万人。20xx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6128元，比上年增加1041元，20xx年增长目标为13.50%以上，力争增长突破15%以上，从目前情况看，可望保持去年增长水平，那么，2012年末扶贫对象也可能减少400万人左右。照此下去，在“十二五”期间，即可减完。这就自然会产生“扶贫还扶什么”的问题。另一种是“难度论”。按照现行2300元的扶贫标准，20xx年全国农村扶贫对象为1.22亿人，比上年减少600万人。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上年增长1058元;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xx年中国农村政策执行报告》预测，20xx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有望接近10%。据此推测，今年减少扶贫对象规模可能小于或等于上年。若这样，今年末的扶贫对象约为1.16亿人。假如到2020年，扶贫对象减为零的话，今后平均每年要减1450万人，难度是有的。假设“大幅减少”的“幅”在六至八成的话，每年也约要减少870万人至1160万人。上个10年平均每年减少673.40万人，简单类比来看，难度应当是有的。但是，必须看到，一定时空内扶贫对象的增减，最主要因素取决于扶贫标准、扶贫方式和国家总体经济走势。上个10年国内生产总值由89404亿元上升到397983亿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2253元上升到5919元，分别增长3.45倍与1.63倍，同期扶贫标准由865元调整到1274元，仅上升0.47倍。为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不仅确立了重大理论观点，而且也确立了重大方针政策、作出了重大工作部署，这对扶贫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和条件，特别是其中的“两个倍增”和“缩差”目标以及新“四化”等重大政策措施的预期作用，即便考虑到在这期间扶贫标准的必然提高，“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也应当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二、充分认识扶贫开发在总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目标分为中长期，中期目标是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xx年翻一番，长期目标就是2050年前建成*国家。
深入推进扶贫开发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内在要求。五位一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只有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才能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新提法大大丰富了原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对应着全国老百姓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权益。五位一体的每“一位”都与扶贫开发紧密相联。
一是从经济建设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本身是经济建设的范畴且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大力缓解贫困问题。
二是从政治建设来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建设的根本。扶贫开发的主体是贫困居民，只有认真贯彻落实党在现阶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确保扶贫开发的正确方向，充分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并发挥其主体作用，推进扶贫开发事业的向前发展。
三是从文化建设来看，扶贫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既是物质扶贫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扶贫对象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随着扶贫开发的不断深入，扶贫对象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要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一并抓，相互促进。
四是从社会建设来看，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两个重点之一，扶贫开发又是最大的民生。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五是从生态文明建设来看，一般来说，扶贫开发地区都处于深山区、高原区，许多地方属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 ，也因此扶贫开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更处于重要地位，意义更为重大。贫困地区要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在实现当代人利益的同时，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深入推进扶贫开发是总目标的必然需要。“两个翻番”预示着未来国家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改善百姓生活。特别是将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标写入党代会报告，分量比前一个翻番更重，把个人利益和国家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彰显出今后要更加注重百姓生活幸福度。据有关专家测算，“两个翻番”，对于GDP来说是较为低调的，20xx年我国GDP增长为9.20%，20xx年预期为7.80%，那么从2013年至2020年的8年中，GDP目标年增速大约为6.90%(实际GDP，复利增长)，果真如此将彻底告别“保八”时代，调结构将进入动真格时代。对于人均收入来说，也据有关专家测算8年年增长7.20%即可，显得更低调，但具体情况还要看未来人口增长情况，并取决于2020年人口总量。20xx年到20xx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1.80倍;GDP从10.24万亿元到47.16万亿元，增长4.61倍;财政收入从1.89万亿元到10.37万亿元，增长4.49倍。也就是说，过去10年，在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居民收入增幅不到GDP和财政收入增幅的一半。而18大提出的目标是居民收入增幅需要和GDP增幅同步。这个指标虽然不是很高，但却是一个非得要一系列改革配套才能完成的极其艰巨的任务。
同时，对贫困地区、贫困居民来说，今后8年不仅是个“倍增翻番”的问题，而且更有一个“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问题;一方面“缩小”是贫困居民的福音，另方面“缩小”比之前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对扶贫开发提出的要求更高、任务更重。20xx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同口径国家扶贫重点县1305元，占全国的55.12%;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同口径国家扶贫重点县为3985元，占全国的57.12%，10年间重点县与全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占比从55.12%上升到57.12%，仅缩小2个百分点。因此，缩小差距的难度不言而喻。
如果联系到2050年建成*国家的长期目标来看，扶贫开发的任务更为艰巨、繁重。“现代化国家”的定义是动态的，比如20xx年的现代化国家与1960年不可同日而语，2050年也将不同于20xx年。20xx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是美国的82%，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80%左右就可以认为进入当年的现代化国家行列。1990?2010年，美国人均GDP从2.37万美元增至4.73万美元，翻了一番，年均约增长3.50%。按此增长率计算，2010?2050年美国的人均GDP将可能会翻两番，到2050年达到20万美元。那么，中国就应当达到16万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有关专家分析指出，未来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应区分为两个时期，即2013?2030年应当保持10%左右，而不是7%以下的“悲观”估计;2030?2050年应保持7%左右。如果这样，贫困地区、贫困居民就不仅有个“倍增”与“缩差”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追赶与跨越的问题，可见，扶贫开发的任务就更重。
三、着力转变扶贫开发方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总体部局、实现总体目标的重要路径是走“新四化”道路，即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四化”且“同步”的新表述，无疑是我们党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在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现阶段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
从“建设”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从“五位一体”、“两个翻番”到“四化同步”，预示着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刚性”要求，经济增长必须从“出口?投资?消费”的出口拉动型转变到“消费?投资?出口”的内需拉动型。扶贫开发本质上是经济范畴，这也预示着转变扶贫开发方式不仅是 “刚性”的更是迫在眉捷的。过去的扶贫任务是围绕“解决温饱”而进行的，在低保兜底并更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的基础上，现在则要围绕“脱贫致富、同步小康”来进行。所以，必须紧跟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快扶贫开发方式的转变。可以说，未来八年扶贫成效的好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扶贫方式转变的优劣。
一是把扶贫开发融入“新四化”。“新四化”将为扶贫开发提供良好的机遇，注入新的活力。缓解直至消除农村贫困，最终要靠减少农民，即是要走一条穷人变富人、农民变市民、农村变城镇、农业变工业的“四变”之路，因此，要自觉把扶贫开发融入“新四化”特别是其中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中。
二是综合性一体化扶贫。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扶贫开发必须打破过去“单打一”的方式，克服孤立地就扶贫论扶贫、就扶贫抓扶贫的观念和作法，实施综合性一体化的扶贫。重点是要抓好片区扶贫攻坚。国家确定的14大扶贫片区，应按照新10年《扶贫开发纲要》和片区规划，坚持“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借鉴推广“政府大投入、资金大整合、项目大集中、社会大参与、群众大建设”的云南“曲靖模式”，加快扶贫片区发展和脱贫致富步伐。
三是推行“五位一体”新的治贫方式。近几年，我们实施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成效虽然突出，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凉山、广元、巴中、南充等地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政府主导、部门主抓、行业主帮、社会主动、群众主体的“五位一体”新的治贫方式，更有其生命力，应当有组织地在面上特别是扶贫片区加以推广。
四、切实推进贫困地区民主法治建设
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倡导”24个字，是对*的最新概括，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培育贫困地区*，应当突出民主法治重点，做好两个方面工作.
一是在民主建设上加快发展参与式扶贫。据资料表明，“民主”一词在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69次，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民主的高度重视。贫困地区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扶贫资金项目的运作方面，要进一步坚持公告、公示、公开，确保扶贫对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在贫困地区实施的重大项目，不仅要坚持贫困评估，更要充分发扬协商民主，广泛凝聚共识，坚持每一项重大决策前都要走程序，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通过基层民主建设，使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二是在法治建设上加快扶贫立法进程。扶贫开发，千头万绪，重点要抓好队伍、投入、立法三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法管事。按照新10年《扶贫开发纲要》，扶贫立法正在有序进行之中。法律层面的国家《农村扶贫开发法》已经有了征求意见稿，法规方面已有广西、湖北、黑龙江等7个省(区、市)颁布了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另有内蒙、云南、贵州、湖南和四川等省区正在开展扶贫条例的制定。总之，要通过扶贫立法，将现有扶贫开发成熟的政策、措施等上升为法律制度，把扶贫对象范围、区域重点、贫困标准调整机制、开发规划、资金投入使用、项目监管、社会动员、执法监督、法律责任等从制度上予以明确，以此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进程，保证贫困地区扶贫对象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五、坚持扶贫开发和社会管理并重
纵观十八大报告，除了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建设，最为浓墨重彩论述的应属民生政策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从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到十八大报告“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突出了社会管理创新和改善民生两个重点，使之社会管理首次与改善民生并重。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关注社会管理创新尤其是基层社会管理，这是个重要的发展，这要求基层党组织不仅应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还要重视人民群众的诉求表达，畅通表达渠道。因此，坚持社会管理和扶贫开发并重，也应当是党的十八大对扶贫开发提出的新要求、高要求。
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具体而言可分为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卫生等方面，也就是报告所要求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贫困地区，改善民生就是要坚持深入推进扶贫开发，这是其核心和重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法治保障，具体而言是“四个加快”：一是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二是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三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线型社会组织体制。四是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怎样做到扶贫开发和社会管理并重?一是要自觉提高扶贫开发与社会管理并重的认识，高度重视贫困地区社会管理工作，为扶贫开发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二是要坚持新“两个凡是”。十八大报告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新“两个凡是”同时关注“民生”与“民权”、强调“民享”与“民建”，前半句是对尊重“民权”促进“民建”的规定，后半句是对关注“民生”保障“民享”的要求。因此，坚持新“两个凡是”，是坚持扶贫开发和社会管理并重的重要举措。三是要关注民权。这一点特别重要。扶贫工作中，对抓民生高度重视，也有许良策良方，效果也特别突出，但对民权则关注不够，甚至不觉提也不愿不敢提，所以，现实中甚至有民权受损而导致贫困的现象。民权也是生产力，关注和维护民权是扶贫开发和社会管理并重的重要内容。四是要总结扶贫开发与社会管理并重方面的成功作法和经验，加以借鉴和推广，推动其向前发展。还可以考虑开展“扶贫开发与社会管理相结合试点”，进一步探索扶贫开发与社会管理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