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家风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传承，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所孕育的许多优良的传统;家风是我们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家风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那些优良的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至今还在使用。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南粤名人家风家训事迹材料，欢迎阅读。
林若(1924-2012年)，广东潮安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从基层岗位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省委书记领导岗位。1985年9月他主持省委全面工作后，坚持实事求是，大胆探索，率领广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先行一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林若生前虽官居要位，但做人一身正气、体恤民情，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对家人也严格要求，形成了廉洁清正的优良家风。
以“不多占多用”为家规
林若一生生活简朴，家无长物，客厅里只有几张旧藤椅。他在湛江任地委书记时，一天下班回来，看见家里多了一张新的长木椅，觉得有异。他于是询问爱人彭惠兰，才知道是其单位二轻局木工场送的样板产品。这产品并不贵重，只是用苦楝木做的低质长座椅。但是，林若硬要退回去，还同爱人回忆旧事，俩人曾经相约做了官时，以“不多占多用”为家规。林若说，这个相约，当视为珍宝，至死不渝。几十年来，世事变，人心变，但林若夫妇一直守护着这个约定。
1988年，王光美同志(刘少奇夫人)来广东，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林若到她下榻的地方看望。这些从战争时代过来的老同志都很重感情，相互关心。王光美提出要到林若家看望。林若说：“谢谢关心，不要去了。”王光美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早上，王光美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直奔林若家。她走进客厅，看到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陈设：一套木头沙发，几张藤椅，都是修理过的，她说不出话。从林若家里出来，王光美感慨地对随行人员说：“真没想到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经济发展最快的省的省委书记那么简朴。”
“我林若的老婆不能提(升)”
林若十分注意生活小节，每次出差下乡，无论到哪里，林若都让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接待单位要简朴，不要违反制度。离开时一定提醒秘书：“交伙食费没有?”从他住的地方到省委上班，他几乎都是走路或者骑自行车。《南方日报》摄影记者无意中拍摄的广东省委书记骑自行车上班的照片，那个省委书记就是林若。
无论是衣食住行上，还是对待自己的夫人子女，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帼英说，林若都很简朴，也从不为子女牟私利，“这对领导干部来说特别重要，你若为子女牟利，就没有威信。”
1990年前后，省纪委根据工作需要申请将内设的处升格为副厅级的室，林若很爽快地表示赞成，但附带一个条件是，“我林若的老婆不能提(升)”。当时林若的爱人彭惠兰大姐是省纪委干部处处长，也是个老干部了，论资历、能力、表现是完全应该提的，但是林若说：“如果我的老婆提升了，人家就会说纪委内设机构升格是我想提高自己老婆的级别。”所以，彭大姐一直到离休还是个处级干部。
政绩遍西泰，叹廉吏难为，身后只余琴鹤在。
家声振东粤，洵明德有报，眼前亲见凤鸾飞。
这是陕西官人司徒则专门给好朋友广东开平人司徒修的一对联，对司徒修一生廉洁从政、为民办好事实事给予了充分肯定。司徒修子孙三代均有人做官，个个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其故事在当地侨乡世代称颂流传。
司徒修是开平市赤坎镇东溪村人，在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考中举人，被安排到陕西省从政，历任韩城、永寿、安康、宝鸡、平利等县的知县。在任期间，司徒修耐得住清贫，所到之处体恤民情，大办办好事实事，又不为金钱所诱惑，留下很好的政声。如在永寿县设置学校培训老百姓学习纺织技术，让老百姓以技术致富;有一个富人犯罪要判重刑，他的家属送上数千金行贿请求减刑，司徒修严词斥绝，行贿者羞愧而去，之后没有人敢做行贿之事，也没有官员敢以权谋私。
在处于群山包围之中的永利县，盗贼横行，民风强悍，社会动荡。司徒修到任后十分重视教育，请有文化和德行高的人教化乡民，以提高老百姓的素质来治乱象。在工作之余，他不厌其烦地对诸生讲习经义，对《礼证》、《周礼》、《仪礼》、《尔雅》、《三传》、《通鉴》、《古文辞》等书进行了详尽的备课，并写了教案。他在永利县7年，把永利县治理得“合境清谧，民奉如父母”。
虎父无犬子。司徒修的大儿子司徒照在道光九年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司徒照秉承其父为官清廉之风，从刑部主事、刑部江苏员外郎、代理山东按察使、山东盐运使到陕西布政使、暂理陕西抚巡，都政绩蜚然。在刑部期间，每到秋审他都对每份文书反复审阅，使不少冤案得到平反;在山东盐运吏任上，他花大力气整治因战乱受到破坏的盐运制度，使商人方便、老百姓得到好处、朝廷增加了税收;在陕西，他肃整吏治，豁免繁苛的杂役，兴修水利开粮源，每年除了供给京饷还接济其他省军粮数百万斤。
司徒照在暂理陕西抚巡时，了解到西安知府沈嵩寿的弟弟担任知县失职，便将其革职处理。沈嵩寿怀恨在心，得知新任抚巡曾望颜派人向司徒照暗示新建家居资金不足要借款、被司徒照婉言拒绝时，趁机向曾望颜进谗言，捏造了司徒照的守门人王贵挪用公款赌博的事实。曾望颜兴师问罪，迅速以失察罪解除了司徒照的所有职务。一年后，给事中呼延澍上书陈述沈嵩寿的劣迹，连带曾望颜。不久，沈嵩寿被朝廷治罪，曾望颜被革职，司徒照得以清白。
司徒修的二儿子司徒煦在道光八年考中举人，次年考中进士，钦点传胪，不久被派往四川任职，先后在石泉、射洪、三台等地任知县。由于他“重操守，勤听断，成以正风俗，植人才为先”，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升任四川乡试考官，潼州知府，所至皆有政声。
司徒修的孙子司徒绪先后任福建省永定县知县、福建武闱乡试监试官、福建盐法道、延建邵巡道等职。任职期间，司徒绪察吏安民，属员中有贪图钱财的，一一检举清去，得到百姓称颂。福建饮差大臣左宗棠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司徒绪端方勤慎，守正不阿，钻营苟且向所不为”。司徒绪做官50多年洁身自爱，常恐有损家声。他的5个兄弟也像他一样把清廉家风带到各个任期，传给一个个后代。
退休干部陈光保，关心下一代成长，拿出自己全部收入甚至不惜卖掉房产捐资重教奖学，雷州的百姓都亲切地称呼他“保伯”。他先后荣获“广东省道德模范”、“感动广东十大人物”、“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南粤楷模”等称号。他说：“我们雷州清代名人陈?把自己的俸禄全部捐回雷州家乡修筑南渡河堤坝，深深地感动着我，教育着我。我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他们能做到的，我更应做到。”
“不准收礼，不准走‘后门’，不准搞夫荣妻(子)贵”
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1931年9月出生在雷州市调风镇一条贫困乡村。1964，他被任命为海康县(1992年县改市：雷州市)县长。走马上任的第一天，他就在家里宣布了了几条家规：“不准收礼，不准走‘后门’，不准搞‘夫荣妻(子)贵’。”
1974年，大女儿陈忠于“上山下乡”到了龙门林场。1979年，同批下乡的14个知青只有她一人还未回城。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傍晚，忠于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见到父亲，忠于娇嗔地说：“爸，我真想家……”他开始并不在意。正想跨出家门，忠于急急地堵住，带着哭腔道：“爸爸，林场只剩下我了。”
“只剩下你?”陈光保皱起眉头，随即一笑：“你呀，林场不是还有很多工人吗?”忠于见父亲毫无表示，红着眼眶悄悄离桌了。翌日，她又无可奈何地回了林场。
那段日子，忠于不知有多少次从林场跑回来，一次次地恳求，一次次地流泪：“爸爸，将我调回城吧。我在那里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无论怎么软磨硬泡，陈光保就是不答应。伤心、委屈，忠于扑在母亲怀里边哭边说，“妈妈，您快帮我劝劝父亲吧，我是她的女儿啊!”母亲抚摸着伏在膝盖上哭泣的女儿：“老陈，你当干部三十多年，从未为家里办过一件事。忠于是自己的骨肉，你也该想想吧!”陈光保一言不发地将视线投向窗外。
“不准走后门，这是家规!”陈光保索性将几个孩子叫到跟前：“你们都不要抱‘在大树底下乘凉’的奢望。你们要记住陈家的家规!”
忠于无话了。她跑回房里扑在床上哭起来。第二天，她又拎起那简单的行李回偏僻的林场去了。在车上，她发现挎包里多了父亲悄悄塞上的粮票、10多块钱，还有中学读过的课本，内夹一段赠言：“孩子，路在你的脚下。”后来，陈忠于发奋苦读，考上大学，离开了林场。
1983年，老三陈主大学放暑假回家，纪家公社党委书记知道他爱吃树菠萝，就从公社的菠萝树上摘了一只送给他。陈光保得知这个情况，马上叫爱人给纪家公社汇去20元，并在汇款单上附言：“如果不够，以后再补”。
1985年升任湛江市委常委兼海康县委书记。当年，陈光保带队到香港考察，一海康籍同胞塞了2万元零花钱。陈光保婉言谢绝。离港前，又送来许多礼品，出于礼貌，陈光保只收一把剃须刨。回来后，按价付款。
去年春节，调和村的一位老农，给“保伯”送来两只鸡、3条鱼。“保伯”不高兴了，说：“到我这里来，谁也不准带东西。”他硬是让老农把东西带了回去!
“拿了别人的针，就会拿别人的金。”陈光保常常这样告诫自己的亲属。全家也一直遵守“三不家规”。5个子女上大学、找工作全凭自己的真本事，他“一点忙也没帮”，如今子女在广州、深圳创出自己的天地。
陈光保曾逐个打电话给子女，循循告诫：要清廉自奉。陈光保说：“你们最大的孝顺是不贪不占。”，并将“不贪不占”列为新家规。
“不留一分钱”
“治穷先治愚，兴学育人才”是保伯一直想做的事情，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从湛江市政协*岗位离休后不久，便承包荒地办农场，带领农民致富，并将收入用于助学。从2000年开始，“保伯”就开始资助大学生。对优秀学子，他给予奖励;对贫困学生，他解囊相助。开办农场后，他把自己每月的工资，农场的收入，都用来奖学助教。2005年农场经营好转，他每年都从农场收入中拿出10多万元奖学奖教。2007年至2008年，他先后两次拿出近20万元奖励给雷州的优秀学子。2009年8月初，他获悉雷州市高考上一本录取线305人时，欣喜若狂。当他了解到这些优秀学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困难时，保伯把农场的全部收入，加上离休金、赡养费，包括女儿刚拿回来给他的4万元看病费等，筹集了70万元。他又将自己在湛江市区唯一的一套住房卖了26万元，共凑足了100万元，全部用于奖励雷州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并资助了部分学校。
2010年，雷州又有409人考上一本，超过2009年100多人。雷州学子考上大学越多，保伯就越高兴。他又一次性拿出了105万元用作奖励。而这105万元，是农场的全部收益，还有他的离休金，仍然不够，“保伯”打电话给女儿陈席，女儿连夜带着筹集的20万元从广州赶来。“保伯”在捐资助学的大会上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是党给了我一切，我要把一切交给党。我们的农场今后就是‘重教助学基金会农场’，所有收入全部用来奖教奖学!”
捐资助学大会后，“保伯”正式向子女们宣布了新家规：“不留一分钱。”把全部财产都捐出去，不给子女留一分钱!有人笑“保伯”傻。但“保伯”笑而置之：“祖父和父亲都没有留下财产，子女有子女的路，我为什么要留钱?海康历史上自唐至清出了6位清官，清代丁宗洛变卖百亩祖田救济农民，陈?公孙二人吃一个鸡蛋，将俸禄节省下来给家乡修海堤，6位先贤都没有留下财产，我是共产党员，我为什么要留钱?”
据不完全统计，他以个人名义陆续捐出了600多万元，被媒体称为“裸捐”。加上农场的基金，这些年获助学奖教者达7000多人。
在暨南大学工作的小女儿陈席对“不留一分钱”这条家规表示支持：“儿女孙辈最大的孝顺，就是支持他开开心心实现心愿。”
陈?(1656?1718年),字文焕，号眉川，广东雷州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进士，历任古田知县，刑部主事、郎中，台湾厦门道，偏沅(湖南)巡抚，福建巡抚兼摄闽浙总督等，治理台湾将近10年。陈?居官清廉，励精图治，淡泊自奉，爱民重士，康熙称赞他是“清廉中之卓绝者”，其与海瑞、丘浚并称“岭南三大清官”。
陈?在外面做官20余载，孑然一身，从未携带家眷。在封建社会，当官意味着带领全家跳出苦海，过上优裕的生活。陈?做官，家中生活却十分困窘。儿子想去探望，苦于路途遥远，缺少路费盘缠，竟难以成行。
他在信中劝儿子道：“家计淡泊，汝们清苦，且忍耐过日”。如果愿意，陈?是能够帮助家里摆脱窘境的。一个县令，统管一方经济，即使不刮民，手里也会有大量余钱，支配起来也没有具体规定。一般官吏自然收入囊中，随意消费，但是陈?无时不刻不以“贪取一钱与百千金无异”为诫，立志“誓不寄银回家!”他给儿子解释道：“做县令，乃为公家守财，为百姓分忧之日，断无自守之而自盗之，不为百姓而为家计之理。汝父誓不寄银回家，为此也!”其实做地方官也有自己的份内收入，但瓜田李下，寄了便说不清，干脆一文不寄。
陈?一方面不往家寄银，一方面又在信中安排儿子照顾好邻居百舍。陈?让儿子照顾乡亲，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即通过这些行为，培养儿子的品格志向。陈?对儿子说：“勉之勉之，扶危济困，吾儿万里之程，此可观其初发轫也。”
1715年，陈?在台湾写信给儿子，谈及读书做官，纯朴家风，跃然纸上。信中说：“君子不患名不成，而患学之不至。学未至而早成名，患云大耳!愿男日以此为念，多读书，勤作文，孜孜汲汲，日求所未至也。读书与做官，一理也。做官要埋头做去，实心实政，无一事放，自欺欺人，不知不觉，官自会升去。读书亦要埋头读去，无一书不求记得晓得，日积月累，义理充足于中，英华发见于外，不求中而自中了。天下有真实能读书人不发达否?天下有真实好官不超迁否?”
陈?的函授教育极有成效，两个儿子后来不光功名彰显，而且都成为乡间的道德典范。长子陈居隆在陈?去世后无限深情地回忆道：“吾先子居官，义在不取;先子居里，义在能与”。
清初有商氏为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后入籍番禺。至第十代的商廷焕，幼小好学，钟情读书，中秀才，之后连续七年均未考中举人。失望之余，将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商衍瀛、商衍鎏身上。两兄弟不负所望，先后考中进士，其中商衍鎏为中国最后一位探花，在广东科举史上有“禺山双凤”之誉。商衍鎏从清朝探花、民国总统顾问，到新中国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委员，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他写下“心有常师淇澳竹，品宜特立华峰莲”的祖训，告诫子孙人生在世不求虚名，应以治学为本，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不义之财，决不收受，否则影响人品道德，为人所耻、可恶。
商家一心从文，培养出外文专家、书法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等，成为近现代岭南文化望族。商衍鎏长子商承祖民国时期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及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次子商承祚(1902?1991年)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的儿子商志馥、商志(香覃)均为中山大学教授。商氏一家自1964年开始向国家捐赠文物图书，先后向深圳博物馆、中大图书馆捐赠商代青铜器、宋代石砚及4200册藏书，为社会各界所敬重。
商衍鎏的曾孙商尔从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他说：“祖父虽然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他和曾祖父商衍鎏曾出国留学，他们的教育理念在当时也算比较先进的，很尊重孩子的自由选择，不会强求。父辈告诫别想成为富二代，做人必须正直。”
商尔从说，父辈从没想过靠文物发财，一方面私人的能力很难保管这些文物，有些藏品对保藏是有很高要求的，需要一定的技术和条件，捐出来国家更有能力保藏它们。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想拿出去投资，更不想家族里有资产的纠纷。曾有文物商人上门收购商衍鎏和商承祚字画，许以每幅5000美金的高价，但我们从不应允。长辈常说，千万别期望成为“富二代”，要靠自己的本事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