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静伫在那里，颔首微笑，默默目送一个个战友从这里奔向新闻现场。他的目光，温暖而坚定地伸向远方;他的四周，热带灌木丛青翠欲滴。
“你看到我的时候，我在报纸上;你看不到我的时候，我在路上。”每天从塑像身边经过的同事们，仿佛又听见他那炽热的话语，在耳边深情响起。
在39年的年轻生命里，在最后3年的新闻战场上，甘远志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人们：人生重要的并不在于有多长，而是在于有多好。
“记者是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职业之一，也是最快乐的职业之一。”
来海南日报之前，甘远志在四川南充日报当过记者，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旗下的《新世纪》杂志任过主编。2001年，因《新世纪》转轨，甘远志调入海南日报社。当时，他已经36岁。
再次进入新闻界，他的愿望是从基层“拣感觉”，将宏观经济学观察方式落到经济生活观察之中。“记者不到基层，怎么能写出新闻，怎么能当好记者?”他执意向报社提出，从理论评论部调到基层驻站。
那时候，东方记者站是一间狭小的房间，书桌简陋，灰尘满屋，没有电脑，没有交通工具，老旧空调轰轰作响。最先接待甘远志的东方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符巍回忆，“他一点也不畏缩，没有半句怨言。”
安顿下来后，他先从资料图册上熟悉东方。接下来，他和符巍顶着烈日和暴雨，一起乘坐班车或摩托车，进厂矿企业、跑学校医院、下田间地头，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东方大地。累了，在树底下歇歇;饿了，在路边小摊吃碗汤粉;没有电脑，就用手写再发传真。
8月13日，《“金大田”香蕉跑赢市场》在海南日报头版刊发。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深入海南山区采访，第一次感受到记者的为人民服务和受人民称赞的快乐。很快，更多的报道频频见报：《东方养虾不忘环保》、《中海油大化肥工程进展顺利》、《小腌瓜挺进大市场》……
8月底9月初，热带风暴侵袭东方。他身披雨衣，脚穿拖鞋，不顾大家的劝阻，执意到最危险的地方去采访。风大雨大，全身湿透，人都站不住，但他仍奔跑在抗洪前线，现场采访写稿。除报社要求采写的3篇稿件，他还采写了反响强烈的特写《为了11名民工的生命》、《大坝上的9小时……》和长篇通讯《洪流滔滔显本色》。
不错，有新闻的地方就会有记者，还有他们记录一切的镜头与探寻真相的眼睛。
“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望者。”
3个月后，就在甘远志准备跑东方最后一个乡的时候，他被报社硬拉回经济部接手工业口。随着省委省政府实施“一省两地”的发展战略，工业成为重要报道的行业之一。“我基层还没跑熟，脑子里还缺很多东西。”这一次，报社没有同意让他继续驻站。
到经济部后，除工业口外，分到他手里的还有一些“硬梆梆”的部门和行业。但是，他很快就把一些“僵”的东西跑活了，把“生”的东西跑熟了。部门不好打交道，他就一层楼一层楼地窜，一个处一个处地泡;第一次去吵架了，第二次还去，第三次就和吵架人成了朋友……凭扎实的理论素养，别人很快接纳了他。在这些行当里，他很快如鱼得水。
“哪里有大项目，哪里就有甘远志;哪里有重大报道，哪里就有甘远志。”已然成为人们的一种阅读习惯。《洋浦电厂改造工程快马加鞭》、《走向新型工业的春天》、《2003，海南工业转折之年》……他写出的大量经济报道，不仅普通读者能看懂，行业专家也非常认同，把他评价为专家型记者。物价，以前是报道空白，他却挖出了源源的新闻;交通，以前少有报道，他却发回一篇篇稿子;药品，以前很少涉足，他却发现了“富矿”;电力，以前少有问津，他却把它跑成“热门”。
“他在报社共工作1095天，刊发稿件多达1051篇。”海南日报新闻研究所的统计数字这样显示。如果把这些字一个一个排开，它意味着一个记者的节日、假日、睡眠、吃饭，乃至生命。
“记者这份职业，充满了激情和理性，交织着希望和失望，时时伴随着对勇气的挑战。”
有人说，认真是一种态度，执着是一种精神。
让省交通厅特约记者陈涛至今难忘的，是甘远志为读者负责的工作作风。2003年2月的一天，中午12点多，陈涛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甘远志来了，说报社缺头条。当时，有一份关于农村公路建设方面的材料，陈涛答应吃完午饭帮他找，他却非要找到材料后才去吃饭。下午，他又到省交通厅来了解投资、建设里程及这些公路项目的分布情况。为证实材料的真实性，他又采访了厅里有关领导。第二天，《为我省农村全面奔小康助跑???10亿元改造建设10条公路》在海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新闻要是与采访对象扯不清楚，就丧失了独立和权威。”他私下里对同事说。
他采访电力行业，对于推介行业形象、化解用户的误解做了不少工作。海南电力公司的领导回忆说，“我们看他经常挤公共汽车采访，多次请他坐出租车，说给他报销车票，他总是一笑了之;我们说给他一辆旧车开，他说这样太麻烦;我们说让他拿些餐费票报销，就当他的误餐补贴，他说自己工资不低，已够开支。”
其实，他的生活压力并不小。年迈的父母远在故乡南充，妹妹、妹夫下岗多年，一个月工资要寄到几个地方。妹妹、妹夫想让他求人找工作，他却说，“生活上有困难我可以接济，但工作还要自己想办法。”这些年，他给妹妹寄了很多钱。现在，妹妹明白了，“原来哥哥是想让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得更体面，更有价值。”
他喜欢唱歌，但他不会唱“人情歌”。有一次，在东方采访之余，他建议去唱唱歌，特约记者卞王玉珏要去安排。他问，“你怎么安排?”对方说，“借你的大名找个买单的还不容易?”他不答应。就这样，他俩到露天大排档，花10块钱尽情地唱了一晚。
“他写了许多东方化工城的稿，但他从未对我们提过任何要求。他往返东方化工城，也从未让人用车接送过。”东方化工城特约记者符运炜说。
“有一种小鸟，飞啊飞，累了就睡在风中，它一生只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去的时候。”
他太累，太累了。
2004年5月30日下午，即将奔赴香港参加报道的前一天，妻子陪甘远志到省文体厅去取机票。那天，他感觉特别累，坐在文体厅办公室沙发上动弹不得。妻子让他去医院检查，他执意不肯，只在药店买了点救心丹吃。
第二天中午1点就要飞了，一大早妻子以扣留机票将他“挟持”到省人民医院检查。这一检查，他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他不干了，爬起来就往外冲，被医生护士强行拖回病房。妻子回忆，“他像孩子一样哭了，医生没办法，打了镇静剂才把他留在病床上。”
这次发病，他在医院住了整整两个星期。出院后他只记住了医生“心脏没大事”的话，却忘记了让他多休息的嘱咐。“报上一天没有我的名字，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滋味。”第二天，他又投入到紧张的采访当中。
“我在大广坝采访。”这是远志留给同事的最后遗言。
9月3日，他随同省领导到东方调研。此前，他从洋浦到东方化工城，再到大广坝，几天里行程已近千公里。大广坝采访完已是晚上，他坚持留下来连夜写稿，第二天再回海口。卞王玉珏回忆，刚回房间他就说，今天好困好累。我认识他三年多了，从没有听他喊过一声累。我劝他休息一会吧，注意身体。他说没事，直到他写完稿件我们才去吃晚饭。
“生前最后一个早餐，他吃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吃饭时他都没忘记自己是个记者。”卞王玉珏说，“他说大广坝二期工程惠及东方、昌江和乐东三市县22个乡镇和5个大型国有农、林、牧场，意义太大了，只要工程正式启动，就可以好好报道。”中午1点多，甘远志随报社采访车返回海口。刚走一段，他突然觉得心口痛，不得已又倒回宾馆躺下。谁能料到，这一躺下竟是永诀。
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却没能把他唤醒。诊断书上写着：心源性猝死。下午3点多，他年轻的生命，以一个记者特有的方式，定格在永远的39岁，定格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
就用海南日报总编室主任华晓东为他送行的诗句，来结束对甘远志的回忆吧，因为我们不愿相信他已经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