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出台后，许多干部感慨，这下子，对付好人主义有了“杀手锏”。此言不虚。用问责破除好人主义，激发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督促其负起该负的责任，正是问责条例的题中之义。
问责法规的直接作用：
破除官场“好人主义”
7月19日，人民日报二版刊登王岐山署名文章，题为《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担当”二字为全篇定调，文章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内容特点和落实执行等方面做了系统解读。
为什么这么重视党员干部的“担当”?王岐山认为，当前之所以产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归其根本在于一些党的领导干部没有正确认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把两者分离开来，甚至只想要权力、不愿担责任。一些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失去原则性和战斗性，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愿得罪人，基本不开展批评，即便批评也是抽象空洞的，包装了再包装，致使批评失去了锋芒，成为无的放矢。
在王岐山看来，问责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好人主义作祟，有关部门和领导干部不愿得罪人，往往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种做法在《条例》颁布后就要行不通了，因为《条例》释放了新的信号：对不敢问责的也要问责。
王岐山在文章中说，“对纪检机关监督责任确实、‘探头’作用没有发挥，能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该去问责而不问责的;对纪检干部严重违纪、造成恶劣影响的，就要问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的责。”这段话给纪检干部特别是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上了“紧箍咒”，告诫广大纪检干部切实履行党章赋予纪委的“监督执纪问责”三大职责，切莫以为纪检干部能搞特殊化、不接受监督执纪问责;《条例》针对的是8800多万全体党员，谁也不能例外，纪检干部失职失责更要严肃问责，不敢问责的也要问责。
党员干部请自查：
好人主义几种表现
不作为型：
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讲求“混”，工作马马虎虎则可，表现勉勉强强为上，上不得罪领导，下不招惹同事，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工作时间喝喝茶水，终日精神不振、思想涣散，在他们看来工作不是干出来的而是混出来的，因为就是这种混的思想让他们得到很多人的好评以及领导的赏识，既不会被同事嫉妒，又不会被领导“拔刺”，他们成了标标准准的“老好人”，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安安稳稳拿工资，而唯一的工作也是安安稳稳拿工资。
粉饰太平型：
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往后退。发现同志有是非过错，宁愿说些奉承话，也不肯“拉拉袖子提个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劝阻的不劝阻，该制止的不制止，最后使得有错误的同志执迷不悟，错失改正错误的良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曲意奉迎型：
这种人见了上司弯腰如虾，柔声如猫，即使不在口头上说自己是孙子，也要在精神是自贬三辈。遇事随声附和，对上级的工作不作辨别，不提意见，口中常挂的就一句话“您哪说我哪办”，有时明知上司有错，也不纠正，不制止，不提不同意见，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前程。有的更是唯唯诺诺，刻意奉迎，如果上司说轮船能在天上飞，他便会说轮船在天上比飞机飞得还快还好。这种人时时处处迎合上司心理，让上司很受用。
相互利用型：
有心“栽花”，无意“栽刺。为了进退自如、升迁有余。他们就象水中的鱼儿一样，上边能游下边也能游，领导面前“抬轿子”，下属面前“吹哨子”，两头逢迎两头惹，不但是领导眼中的“好下属”，而且是下属心里的“好领导”，在善“游”者的观念中，出不出成绩没有关系，反正只要“轿子”抬的好，领导就会提拔，只要“哨子”吹的响，下属就会拥护，就算偶尔犯点错误，也有领导庇护、下属求情。
问责法规的预期效果：
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
问责法规的出台，可谓治理官场不作为和乱作为的一大利器，最重要的是，它为打通“能上能下”渠道做出了完美“助攻”，让“干坏事要下台，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能上不能下”是当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腾出更多位置，让更优秀的干部有施展平台，实现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让在位的干部有危机意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让向上的干部有奔头有干劲，更加如临如履、兢兢业业，从而形成万马奔腾的竞争局面，更好地构筑政治生态。
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规定虽然明确，却并不一定有那么“紧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欢喜，“能下”肯定会得罪人，甚至还会“惹麻烦”。因此，能否落实好党内的问责制度，用制度约束好权力，是推进“能上能下”的关键。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早在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对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了专项规定。从聚焦“不正、不为、乱为”三大为官问题，到调整十种“不适宜任现职”干部;从增加五项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情形，到明确六种干部“能下”的渠道，让无数领导干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而从本月开始执行的《问责条例》，堪称是治庸、治懒、治散的点睛之笔，传递出公职人员队伍没有“铁饭碗”的明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