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
摘要：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张依苹的短篇故事集《哭泣的雨林》，可以看作是生活在马来亚的华裔二代居民中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自我探索、自我定义的记录，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长纪事，这一切构成了作家思考身份建构的文学形式。作者有意识地思考身份的认同，并积极探讨与周围马来、印度族群的文化差异与共同价值。作为女性作家，张依苹以诗一般洗练的语言，塑造出一个个人物复杂且细腻的感情，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特殊的视角。其明晰性、语言的弹性，都不同于与大陆或港台的作家，这明显是借镜于马来语、英语等文字而产生的表达效果。
关键词：马华文学；张依苹；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1-0099-15
张依苹（Chantelle Tiong Ee Ping）的作品《哭泣的雨林》（以下简称《雨林》），①大都围绕有关身份的话题来讲述，其中较多的是有关华裔马来西亚人的故事。作为有机会受过高等教育的第二代华侨，作者对父辈的艰辛、当地华社的生活再熟悉不过了。这一切也都是她自己日常生活的写照。由于马来西亚的情况比较特殊，华人聚集得比较集中，于是在华人聚集地出现了华文文学、华文报纸，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自然也出现了用华语写作的作家团体，这包括散文、小说的作者和诗人。这是中国大陆、台湾等中文创作外一个相当大的创作团体，多年来已经形成了气候。尽管作者是在东马的婆罗洲长大，但因为马来西亚有着很好的华语教育传统，因此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绝不仅仅限于浮光掠影的片言只语，而是有着系统全面的语言和文化知识，同时有着明确的华族文化认同。浸染了中国文化与马来多种文化的熏陶，以多语的独特优势，从文化的融合和碰撞中，作者获得了文学的新视角和新形式。
18世纪时在德国产生了一种小说类型??“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主要以描述年轻的主人公成长过程为主题。以往的这类小说所处理的几乎都是男性自幼年到成年的历练过程，因此这也是所谓的一种启蒙小说（novel of initiation）。如果将《雨林》中的短篇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那么这是生活在马来亚的华裔二代居民中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自我探索、自我定义的记录（尽管故事中的人物也有些以年轻丈夫的身份出现的），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长纪事（Coming-of-Age-Story）。书中27篇的故事，作者以不同族群的后代、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乃至不同性别的年轻人，塑造了作品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和独自的经历，这一切当然都构成了作家思考身份建构的文学形式。
除了一般生活的描写外，作者已不仅将视野局限在切身的问题，诸如学业、生活、恋爱等方面，更多的是推及到上一代人的历史、身处社会的变迁，并且开始格外关注自己的文化祖国：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这些中文世界。在深度方面，作者开始有意识地思考身份的认同，并积极探讨与周围马来、印度族群的文化差异与共同价值。
乡愁尽管是作者描写的重要部分，但已经不是单纯地对父亲的出生地的祖国进行描述了，更重要的是开始将重点转向了表现内心世界的情感。因此，尽管是乡愁的主题，作者更多地会从不同文化的融合和冲突出发，进行深层次地思考，探讨当代人类的一些重要主?。
身份的回归和认同
作者作为第二代移民，尽管受到过系统的华语教育，但其身份认同却不完全是“华族”的。对于华人来讲，尽管一些人出生在马来西亚，但他们终究身在他乡，根本无法逃脱对身份的迷茫。“如今我回头望她，看穿她呈现的无非类原住民的原始激情和天真……”②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婆罗洲长大的作者，最初的身份是东马的诗巫人。
由于漂泊中的记忆和多种文化共生的混杂，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真正身份，真正来源地。尽管中国对于生在婆罗洲的作者来讲是遥远的他国，但那是父母的祖国??唐山，由于跟父母血脉的相连，作者逐渐认识到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国度对她的意义所在：
因为那座山，我们可以在未满半世纪的年轻国度上，以五千年的文化时空安身立命。
那座山，在我们的遥想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被建构、补充、修饰以不同的颜色、曲线、面貌，而它的风华也就日经月累成我们难以言喻的眷恋。③
她认为，1963年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华族，实际上接续了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命脉。当作者小时候看到叔叔从中国寄来的信件时，想到“多奇怪啊！叔叔为什么跑到老远的中国去呢？”④稍大一些，她才从四姐那里知道了爸爸是从中国来这一惊人的“秘密”：
“谁叫他跑去中国？”“他本来就在中国，是爸爸和姑姑离开了那儿！”“啊？??爸爸是从中国来的？”一场叽叽喳喳的讨论中，我发掘到这个天大的秘密，原来爸爸以前是中国人，我宛若发现了爸爸新身份一般的惊奇。⑤
这是一段非常真实的描写，再现了作为一个孩子理所当然的想法??他们是当地婆罗洲人，直到姊姊告诉她“真相”??爸爸是从中国来的，作者才开始思考身份的问题。
但是，对于祖国的回忆并非都是美好的：
原来，父亲以前不是“马来西亚人”，而是“中国人”。“中国”在哪里呀？“很远很远的地方……”多远呢？太阳照得到吗？“照得到，也是从东方升起，往西方落下，白天出现，晚上就消失。”那么，为什么要离开那儿呢？父亲叹了一口气：“因为战争……”为什么战争？“因为有两组同样肤色的人想法不同啊……”⑥
因为战争，父亲是被迫背井离乡去的婆罗洲，可谓是九死一生。年幼的“她”尽管不太理解这一切，但“战争”毕竟不是好东西。“有两组同样肤色的人”将父亲赶出了自己的国度。
《影子的记忆》中的“她”，上了学之后发现自己是“华人”。这一发现是在与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比较中得出的：
她发现她叫做“华人”，那是不同于马来人和印度人的，亦即，她与阿里和古玛同样有手、有脚、有眼睛，但由于皮肤的颜色不同，所以是不一样的人。她还辗转得知，阿里不吃猪肉，古玛则不吃牛肉。但他们都爱吃霜淇淋，这倒没什么不同，他们也爱看童话故事，发现彼此都看过安徒生童话故事和格林童话的时候，他们像忽然之间成了好朋友。⑦
在与其他族群的人交往过程中，“我”了解到自我与他们并非一体。“我”由外而内地，借助于确定“他者”的存在，使自己更加确定了“自我”的界限。自我身份的确立本来就是在差异之中获得的。
作者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走出机场坐到车子中后，她开始搜罗以往对中国的印象：“坐进车子，心情雀跃起来，想象着长城、想着熊猫、想着巩俐，嘿！中国，我来了！”⑧实际上，这些的意象基本上是西方一般游客对中国的认识，当然也是当时最重要的所谓中国元素。作者之抵达北京，就是要破碎这些所谓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以更加个性化、内心化的描述，引向对中国更深入的了解。
乡愁是海外华文作家常见的主题，也是很多作品的“精神内核”。作者讲到她第一次回到福州的感受：
我不曾来过这里，我又仿佛出自此地，思绪在亲切和生涩之间踱步……⑨
这里毕竟曾经是父亲的家，因此他跟这边的人和物是那样的和谐：
我甩甩头，目光不觉飘过爸爸，暮然发现，爸爸的脸与他们的居然十分和谐地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⑩
父亲当年迫于生计，在十六岁就远赴南洋，在那边几乎打拼了半个世纪，才有“我”的一切。父亲当年的离家，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作者思考另外的一种可能：
我怔怔入神。如果阿嬷当年不忍心让爸爸少小离家，一个人远渡重洋，去另一块陆地上谋生，我不也是这片风景里的一小点；就像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男女老幼，长期穿着几乎固定的颜色，吃着几种轮流替换的菜肴，扮演祖辈曾示范的人生角色，顺命地嵌入大自然的食物链，在地球这方知识缺席的角落，过着一种持续循环的人生。{11}
在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外留学多年的作者看来，父亲的离乡给她展现了一片新天地。作者以非常积极的态度看待父亲远渡重洋到达婆罗洲的事实。
月是故乡圆，回到父亲的家乡后，作者强烈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出母胎以来不曾看过那么清晰而晶莹的星星，那黑暗，把整个银河的回旋之姿烘托在夜空，使人产生一种孤立于天与地之间的单纯存在感。{12}
这实际上倾注了对“父亲国”的无限的爱。在文章中，除了记事和抒情之外，作者常常会阐发一些充满着哲理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不断从各种角度观察那座山，我一直以为，距离越短，山的形貌必然愈清晰。可是，那一刻站在山腰仰望先人的山，一种无力感却艰苦地攀上我心头，我发现，我怎么努力也调不准最真实的焦距。{13}
同样在大学教书多年的作者，在此将阐释学（Hermeneutik）与文学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阐释中，除了时间距离外，同样需要空间距离。
身份的认同，是贯穿整个《雨林》各篇文章的一根红线，这种切身的经历和困惑，让思考变得更加具体和迫切，作者在《梦土》中也更加集中地讲述了这一主题。在这篇作品中，作者通过已经来到马来亚几十年的根伯与阿桐伯的对话，展现了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迷惘。根伯在想到自己不久就可以回到魂牵梦绕的故土时，想到了自己的身份：
噢，再过九天就回到梦境中的土地。莫非自己实在属于那北国，以至五十多载的分隔仍不能使自己忘怀？{14}
在这里根伯尽管忘不掉那故国，但是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真的属于那五十年前他所认识的故国呢？尽管在生活了几十年，根伯跟当地的人依然有区别：
“……我这些日子还真结结实实想了几回，十多岁出来，六十多岁啦！番话也懂得不少，咱们……还定不下一个心吗？”{15}
以中华文明为主导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以至到了人家的地盘，还认为人家说的是“番话”。在之后根伯与阿桐伯的对话中，显示出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以及从混乱到新的身份的确定的过程：
（根伯：）“不是吗？孩子在这儿，孙子也在这儿，根已经盘得这样深。那儿呢？还剩什么？阿娘已死二十多个年头，小时候玩的蟋蟀早不在了，那巷口也改成大路啦！”
（阿桐伯：）“但……我们的血脉连载那啊！”
……
（根伯：）“阿桐，如果现在叫你回去住，你惯是不惯？想吃印度烧饼、马来咖喱。往哪里找？冬天太冷，夏天太热，阿桐，你想想，我们还属于那儿吗？”
“……那我们算什么？”阿桐伯低低地说，沮丧的低下头。“我们什么都不是了……？”老人的身子似乎奄弱了。
（根伯：）“不，我们几十年来不是在这里建立了家园吗？我们是家园的主人，这是肯定的嘛！辛苦了大半辈子，如今应该享享清福了！”根伯越说越大声，自豪感也越来越踏实。{16}
中国的家看样子是回不去的，还总是想着，新的家真是属于自己吗？阿桐伯特别害怕自己的身份的缺失：“……那我们算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是了……？”根伯帮助他确立了新的身份：“我们是家园的主人，这是肯定的嘛！”1963年9月马来西亚才宣布建国，而这些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在东马婆罗洲一代拓荒的华人，当然为马来西亚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了。作为马来西亚人，是当之无愧的。而在新的环境中，并不仅仅是华族，而是包括马来人、印度人各个族群的大家族。作者在本篇的最后，插入了在两位老人漫步的路旁，迎面来了一辆“普腾赛佳”的一段：
车窗探出一张满脸堆满笑意的脸：“阿伯，送你一程。”原来是住阿根伯对面的马来人家孩子。
……年轻人伸出手与坐进后座的阿桐伯重重一握，一阵热流传到阿桐伯的手心。{17}
多民族的大家庭，新型、融洽的邻里关系，以及最重要的找到了身份认同的阿桐伯的喜悦，让他生活在“新”的家园，感到无比自豪与惬意。作者在这些描述中，通过华裔主人公与不同族裔的人的交往，经历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影响乃至冲突。在对不同文化加以思考和审视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文化新身份。
《离散手记》则凸显出了一种无家可归的流亡者的陌生感，这是现代性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有很清楚的“华人”身份认同，但是到了华人扎墩儿的台北，“我”却有了“一种流亡的感觉”??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了：“身份！你思索和反思的生命角色。语言或肤色的边界再一次被颠覆，你发现一切必须开始重新定义，人生的位置没有定点。”{18}身份本身也是在流?的。作者最初在台生活的时候，一直要将新台币换算成马币：“汇率的换算，消费标准的差异，旅台生一开始总有着下意识把所有的支出乘以‘0.85的内化机制，直到有一天，像一位念哲学的学长说过的一般，发现‘这样怎么能正常生活？！于是决定忘记马来西亚的一切，过起买书像吃一碗面、买CD像一天喝三公升水的生活。”{19}这可能是所有留学生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慢慢熟悉了台湾的生活，但还会感到与自己的生活有着差异，认为自己的“家”应当是在马来西亚。作者写到“把一切的记忆装箱邮递，呼噜振翅飞回生命最初的领地”。{20}但等到回到“祖国”之后，却发现，不论是台北，还是吉隆坡都不可能再成为作者心灵的归宿了。从台湾归来之后的“我”，再也找不回来“原来”的身份了。
北京、香港、台北
北京、香港、台北三个中国人的城市，并非加强了“我”的华裔身份认证，实际上引起了更多的混乱，当然也让“我”更深入地思考身份的问题。在《回眸》中，作者叙述了他到北京探望姐姐的经历。作者选择了念中文系，不仅念完了马大，也在台大读了研究所，这一切当然都是跟父亲、跟自己的身份有关的。尽管以前曾经去过了香港和在台湾生活过，但北京对她来讲意义依然非同小可：
“回去看看父亲以前的国家，或者，去体验我念的科目的发源地吧！”{21}
作者用了“回去”二字，说明在身份认同上，她并没有将父亲的国看成他者。由于父母的身份，作者无法割舍她与中国那份相通的血脉：
我念中一，爸妈参加中国半月游，带给我的手信是“我终于登上长城”T恤和破了一个角的叶子形地图徽章。{22}
作为中学生的作者，那份自豪溢于言表。对于自己的身份作者补充道：
不知道父亲的身世，仰或（应为：抑或??引者注）大三“新马华人文化”课的洗礼，我总是清楚地为自己的身份定位。每逢需要自我介绍的场合或聚会，我往往不厌其烦的自述：“中文系，砂捞越诗巫，福州人……”对自己的现状、来源毫不马虎地一一交代。{23}
可以看出，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作者特别想强调自己跟中国和中国文化之间的息息相关。作者文中回忆了她在大三赴香港参加四角大学生运动会时第一次踏入华人世界的感受：
自信而有礼，侃侃而谈。那一趟，我在香江感受到机警的生命力。{24}
第一次去香港的经历，感受到这一尽管狭窄，但却乐观向上的华人世界的生命力。而到了台湾之后，最让作者感到吃惊或者说振奋的是“一条又一条的以华文字命名的街道”。{25}以往在马来西亚生活，大部分的街道名字都是用马来语或英语命名的，看到了仅仅用汉语命名的街道，作者自然感到新奇，终于到了一个中文的世界。但是国民党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恐惧，又让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感到奇怪，尽管同时中文世界，但却有着极大的“文化冲突”（culture shock）：
下课之前，我拿着那国旗请老师签个名以志在此学剪纸。“签哪里？”老者笑容可亲。“就太阳边吧！”我喜孜孜建议。“唔？这是青天白日呀！”“是呀！”“我不敢签这个！”老师严肃极了，吓了我一跳。“换一个？”我递上灯笼剪纸。“嗯??灯笼就可以。”老先生端端正正签了三个字。我忽然有点恐慌，心中有一丝隐约的迷思??文化和感觉？天涯咫尺和咫尺天涯？{26}
之前的作者根本不可能了解台湾知识分子对“白色恐怖”的心有余悸，因为在青天白日旗上签名，很有可能成为欲加之罪的新证据。作者亲见极权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恐慌，当然会庆幸自己生活在洋溢着自由氛围的马来西亚。尽管如此，第一次的台湾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直接感受，依然让作者产生了对这个中文世界的眷恋：
有点凭吊的意味，那一夜的宝岛，在茉莉花茶的清香中，晚风吹得油灯忽明忽灭，我注视着一闪一闪越来越多的渔火，在台北和九份之间迷惑了，关于新和旧的纠结，关于发展和古典……{27}
对于作者来讲，台北的经验，意味着文化中国的经验。以前仅仅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读过的“渔火”忽地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原本是一个文学的意象，成为了亲眼可以看到，亲自可以体验到的场景，作者当然会高兴万分。而在北京的第一个早晨，作者感到是那么的欣喜和新奇：
到达北京的第一天，公寓外一片绿意盎然，花园的四堵墙盘满爬墙虎，推开窗，就听到满墙的叶子被吹得悉列列作响。醒来的第一个早晨，才六点钟，夏天早亮，鸟儿已在吱吱歌唱。我感染到一股生气，欢悦地推开玻璃窗，把头探出去。隐约听到兵士的脚步声随着口令整齐地交替。我怔怔凝思，啊，我正在中国、北京！晨风中飘来烟味，正欲掩上窗门，一点红色迅速跳进视线，留住了我。不是玫瑰是什么？不期然痴了。是为了欢迎我吗？园中的花开了今夏的初蕾。{28}
诗意盎然文学性的描写，仿佛北京是为了作者的到来才装扮得如此美丽。作为历史名城以及中国的文化中心的北京，对作为华裔同时又选择读中文的作者来讲，意义当然非同一般。在古老的都市之中，作者感叹道：“我每一步都踏在历史上啊！”{29}
在游历北京城的时候，作者同时也担心，市政的快速发展，会造成对文化遗产的破坏。而北京人好像总是特别强调“发展”：
……冯老师不待我说完又向我介绍：“东边那一排平房也快拆了，听说要建商场。”“不可惜吗？”我反射性的反应。“发展啊！要建大的高的呀！”田姐姐向我说明。我说不出话，脑中交叠着古典和现代的图像。{30}
中国人一般缺乏欧洲人的怀旧情怀，致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瞬间化为废墟。而为澳门、马六甲、槟城殖民时期的房屋，虽然多为仅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建筑物，依然作为历史的古迹被保留下来。因此在作者看来，跟马六甲、槟城相比，更为古老的北京将全面拆除，以建立一个更现代化的北京的想法，是极为荒谬的。
在坐上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北京的一瞬间，作者想要拍一张北京的鸟瞰图作为纪念，接下来的描写颇令读者惊诧：
打开镜头，调整焦距，对高空下的北京做最后的摄猎，不料那屋顶、那田地却迅速模糊，黄沙越来越厚，充斥整?镜头。也罢，我放下相机，看着最后一抹景色消失在白茫茫中。{31}
如果发展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作为代价的话，那么大自然是要报复的。在作者离开北京机场的一刹那，黄土高原上那报复的风暴便随之而来。尽管北京对作者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当她再次回到久违的吉隆坡的时候，还是由衷地感到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
“各位旅客，飞机再过十分钟就要降落，请紧扣安全带……”流利的国语平稳地报告，随着预告出现一片又一片绿油油的热带雨林。我想着“又回来了”，心里一阵稍稍扩大的感动，唔，待会儿可要痛痛快快在自己的窝睡个好觉。{32}
作者的身份还是可以通过她“又回来了”以及“要痛痛快快在自己的窝睡个好觉”表现出来。
在描述台北经验的过程中，作者对进入纯粹汉字世界充满着欣喜：
霎时，在路上，忽地再看不到“berjalan”，“berhenti”；“前进”、“停”，用汉字晓喻规则的世界，你意识到你成了一个秘密的闯入者，只要你不动声色，人们并不容易从你的外表揭发你真正的身份。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他们叫你“侨生”，这是你旅居岁月之前所不知道的自己，你祖辈和台湾的历史为你命定的名字。{33}
语言的杂糅同时也体现了其身份的杂糅。尽管“纯粹”的汉字让“你”有一种欣喜，但作者也不无担心自己的“马华”身份：“来到这儿，我有一种流亡的感觉……”{34}我认为，这是作为诗人的作者“心灵流亡”（internal emigration）的开始，从此以后，她没有办法在融入任何的社会了。尽管作者现在寓居吉隆坡，但那里只是她的居所而已，她更是一位精神的探索者，不断在寻求自我的人生新定位。
“橘枳之异”
对于作者来讲，“海外”是父亲告诉她的地方??父亲求生的所在，是目前她所处的马来西亚，这显然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看法。在古籍中用“海外”泛指边远之地。而在《海外》一文中，作者却要从边远之地出发重新审视“中央之国”：
我在四面环海的岛上，用他的文字阅读他的故国；我的书写和他的衰老在时针分针滴答滴答中，同时进行。{35}
字里行间所体现的是对父亲的深深的爱。“我”从何处来，是如何产生的？作为华人为什么生在马来西亚的婆罗洲？
我的生命是被移植的，是那种连根部和着一小撮原土另植他处的移法，我不是游动的生物。{36}
千万别小看这一小撮原土，正是它铸成了作者的华人身份、中文的修养。根部粘着这块原土，移植后会发生所谓的“橘枳之异”，但正是这种与原来文化不同的变异，尽管是用华语写作，但本书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让我们感到有所谓异域的情调。宋代僧人赞宁（919-1001）在赞扬鸠摩罗什（Kumārajīva， 344-413）的译经的特点时曾经说，“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矣”。{37}我想正是这个意思。
“橘枳之异”乃是源自水土的不一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到了南洋之后，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都跟大陆有所不同，作者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在海外，在当地的温度、湿度、光线的呵护下长成，我身子里的生命力来自芒果、榴莲、木瓜、野猪、土鸡、鱼干……我在挥汗如雨的天气里双颊红扑扑满是活力，在寒流中却苍白萧瑟……{38}
正是南洋的热带气候，热带水果让这位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裔女作家成长成为她自身。但是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在她身上依然流着父辈的血，生命史的律动依然会在他国延续：
……爸爸的生命史，却将记载在万年前被海水浸过的泥土里。只要仍有麻雀飞过，有风拂过，有脚印踏过，只要乡音依旧，儿童一代又一代长大，生命史的律动就不变，哪怕在春夏秋冬或四季皆夏的国度。{39}
作者认为，自己的生命实际上是在延续着父辈的生命。德文中的“祖国”一词是“Vaterland”，意思是“父亲国”。尽管出生在马来西亚，尽管与“父亲国”相隔千万里，但作者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中国的身份为她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她以此去观察、思考其他的文化。作者用父亲的故事，演绎着这个德文的词。
对父亲的崇敬之情
父亲在少年时代就从大陆远涉婆罗洲，白手起家建立起了“我”赖以生存的一切。“父亲”是我心灵的靠山。作者在《望南天》中以一位留守的妻子的口吻，向丈夫述说着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引用了丈夫离别时的那句话：
真正的男子汉就是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开始一番事业的。{40}
之后妻子感慨道：“你期待着与乡中其他男儿一样，把自己投入拓荒的神圣使命，让你的身躯投向那不知名的，原始的南方。”{41}
同样，在《回眸》中，作者也表现出对少年时代父亲的勇敢的钦佩：
总不明白，是怎样的勇气和割舍，一个未成年的小男孩就这样泅泳过陌生的岁月，小小的脚步跨进未知……{42}
说是不明白，实际上是对父亲?年的勇气的叹服与敬仰。作者在《那个我生命里的中国人》中同样从少女的角度写到了对父亲的钦佩：
我为着爸爸传奇性的从前暗暗骄傲，觉得爸爸敢十多岁一个人坐船到老远的地方，还真是个英雄。{43}
父亲同时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尊严，作者小时候晚上只要父亲一回来：
于是家里的气氛顿时肃穆起来，我们不可以再高声嬉笑吵闹，谁白天打架，也已是讲和的时候。{44}
在作者幼小的心目中，父亲就是权威和尺度。
在婆罗洲的岁月中，父亲每天起早摸黑地劳作，为的是支撑起一个家庭??他支起了一片天地：
她很久才发现，父亲每天太阳未正式升起就从家里消失了踪影。在这一片赤道烈阳照耀的舞台上，父亲似乎常常不在场，而显得遥不可及。{45}
父亲的辛劳跃然纸上。“父亲”尽管已经在南洋生活多年，扎根落户，但是一直对祖国和在那里的亲眷一往情深。作者描写了父亲在来到南洋几十年后首次回国时的情景：
他终于要回故国一趟了。……他临近闸门的那一刻，我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一个美丽又温柔的笑容。{46}
在另一篇中，作者描写了父亲同一次的回国：
爸爸去中国的那天早上，四点多就起身了。穿着特别缝纫的米色西装，以及出席喜事才穿的皮鞋，早就准备好了上飞机。{47}
“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张协《杂诗》）十六岁就被迫离家的苦痛，在南洋生活的艰辛，使得“父亲”很少露出笑容。而多年后的回归故国，对这位在外打拼多年，尽管已经“定居”婆罗洲的游子来讲，依然是充满喜悦的。
父亲尽管几十年生活在婆罗洲，但是他依然固守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价值观，从马来又回到福州老家的母亲（婆婆）去世后，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回去给母亲上坟，这是中国式的孝道的体现：
一个月后回来，爸爸带回一本照满故居、婆婆的坟地的相簿，脸上表情悠然，令人感受到一种已了却一桩仪式后的释然。{48}
尽管再也见不到母亲给父亲带来很多的悲伤，但对于父亲来讲，能回到故乡，并亲眼看到他母亲的墓地，已经了却了他的心愿。父亲代表着“我”的中国。
中国式的母爱
《雨林》中有关母爱的描写不多，但《桂花香》的确让人感受到一位普通传统中国女性相夫教子的伟大。作为一家排行最小的女儿，“我”自然享受到了姐妹们的爱以及母爱，“妈妈就是这样呵护我长大，让我享有时时被投以注意力的满足感和安全感。”{49}
妈妈对“我”的爱，常常体现在一个个小的事情中，很多都不值得一提：
每逢刮风起黑云，我总会辗转从同学手中接到一把伞，“你妈妈送来的。”待我望出去，妈妈早已不见人影，只剩同学们羡慕的眼光和弥漫在我心湖的惊喜。{51}
从一把普普通通的伞中妈妈让“我”感到了无比的幸福。“我”到了叛逆期的青春期时，同样是妈妈的爱慰藉了那不太稳定的少女的心：
妈妈深沉的爱很快便治疗了我“少年维特的烦恼”，使我成为情绪稳定的青年，而她的守护仍然十年如一日。{51}
近年来，在西方流行所谓中国式的“虎妈”形象，传统的母爱除了给孩子以呵护外，同时也以严厉著称，“孟母三迁”、“岳母刺字”都是这样的体现，而“我”的妈妈却不是这样：
我懂得快乐也不畏缩，那关怀和自由恐怕都赋自妈妈丰厚的爱。一般父母对儿女若爱得深，也许就管得紧，妈妈却奇特的在她的关心里给我足够成长的空间，不曾垄断我发展兴趣和做决定的权力。{52}
这样的爱也许跟家庭的基督教信仰有关。
离家游子在家中的最后一顿饭对母亲来讲当然有特殊的意义。这对未谙世事的“我”来讲完全不了解。只是在通过姐姐的问话，“我”才领会到那让人深沉的母爱来：
车子离家越来越远，姐姐随口问：“你吃了吗？”我轻松地：“没有，不饿！”她皱一皱眉：“没吃？……妈妈一吃过午饭便开始准备炖鸡，要煮面线让你吃了出门的……”空气突然凝结起来，我的心乱成一团，仿佛没吃的面线全钻进我的心，纠缠成交结的麻……{53}
王冕（1287-1359）曾写道：“南风吹其心，摇摇为谁吐？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墨萱图?其一》）仿佛从中看到了女儿出门前“慈母倚门情”的情景。
在作者的描述中，也明显地可以感受到“我”对母亲的爱??“孝”。母亲老了之后，“我”“不忍见到妈妈的身体被岁月悄悄剥削摧残。”{54}在别人惊叹母亲年轻时的美貌时，“我的心却在滴血，暗忖岁月原来无情地不但夺去妈妈的青春，就连过去的风采也想一笔勾销。”{55}“难道，我的成长就象征妈妈衰败的开始……？心中内疚和感恩交战，对妈妈思念更深了。”{56}“我”也慢慢从妈妈的呵护中成长为一个“大人”了。
在《雨林》中，除了一般的中国伦理中的爱之外，你还能体验到对众生的爱。这是“推己及物”的爱，是基督教的“普遍的爱”（universal love）或者佛教的对平等的众生的爱。作者的确有这份的悲怜之心：
为白猫南国??几十个日子的辛苦，抽去多少血和肉始酿成的生命，生产的痛……换取一场空，不！有失望、悲戚！
可是无可否认，我也有丝如释重负。啊！人。我羞愧、内疚交加。
……没有人爱护小动物，已不知如何面对温情了。{57}
为作为人对动物的“凶残”而感到羞愧、内疚，这我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是很少看到的。
时代隔阂与不同族群的生活
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开始萌发自我意识的时代，这一意识从模糊不清逐渐走向清晰的阶段。孩子们也从对家庭、父母的依赖转向对社会的探讨。在这一阶段，年轻人必然要离家出走，在社会交往中获得对自我的认知，同时也从与他者的互动中获得反观自我身份认同的契机。《雨林》中也包括着各式各样的新生代与文化传统隔阂的描写。姐姐考上了英国的著名大学，不久便要出国留学去了：
“带上纱笼去吧！”母亲站在房间的角落，看着姐姐把牛仔裤、衬衫、香水等一件一件塞进行李箱。姐姐并不作答，自顾自地收拾着行李，直到“啪”地?上皮箱。
“不带了！好土！”{58}
牛仔裤、衬衫、香水等与老土的“纱笼”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能没有谁去西方“发达”国家留学会带上像“纱笼”一样无用的东西的。最终姐姐为了不让妈妈失望，还是带上了“纱笼”。但其后的发展却很让人惊叹不已：“寄回来的相片中，姐姐竟然别出心裁地把纱笼折成一?，结结实实围在腰际，色系耀目的纱笼裙上是一件纯白贴身的棉衣，把姐姐衬托得在一群碧眼金发的同学中分外动人。”{59}到了英国之后，姐姐才知道，是“纱笼”而不是牛仔裤，才是自己的真实身份。在这里，“纱笼”成为了确定自我的“契机”。
生活在婆罗洲的作者尽管是华裔，但不可避免地与马来和印度族群的人接触。马华文化创作视角之所以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来，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作家可以汲取不同文化的养分。因此，这些创作既能显示出华裔的特征，同时也超越了所谓中国文学的单一性，呈现出将当地文化特色融入其中的特点。《雨林》中除了描写华裔族群内部的生活之外，自然有对其他族群的描写以及华裔与其他族群的融合。自我与他者并非固定不变的，甚至没有办法做出明确的区分，身份有其历史性，同时也是不断在流动变化着的。
作者对印度的文化和历史怀有深深的敬仰之心，也对印度人到马来亚的历史充满着同情，她写道：
飘洋过海，一艘又一艘的船就那么随风从印度洋启航，飘向马来亚，以契约之名。恒河、泰姬陵、古老而辉煌的太阳就这么远了，静止成一幅过去的图腾。一艘艘的船历经颠簸，缓缓停岸。这群穿潘加必的新客站成一排棋子，开始他们新的命运。没有人知道，掠夺和殖民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然而，他们就这样被殖民者送进阴暗的循环，渐渐走入边缘。{60}
史诗一般的描写，像是电影的一个镜头，将读者带到历史的场景之中，有时是一掠而过，有时的描写又极其细腻。本想着终于逃出了牢笼，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但却是新的深渊的开端。在接下来有关割胶工作的艰辛方面，作者写道：
……耐心而认命地顺着倾斜的纹路一刀又一刀划过，白色的乳胶似汗又似血，一颗颗从树皮渗出，慢慢汇成一道流汁，艰苦而拮据地滴、滴、滴……那小杯子就卑微安分地张着嘴等待这唯一的甘霖。{61}
本?乳胶从橡胶树的枝干中渗出完全是没有情感的自然现象，由于割胶工的辛劳，使得白色的乳胶看起来不仅像汗水，也像血液。接胶的小杯子，在这里也成为了罪魁祸首??“卑鄙安分地张着嘴等待这唯一的甘霖”。
在《寻找青春》中，以艾妮塔为例可以看到底层家庭为了生存而忙碌的悲惨生活。{62}而在《渐渐消失的长屋》中，{63}亦可以见到砂捞越土著伊班人帮佣的凄楚的命运。长屋中有时也会传来音乐声，但对于孤儿丽莎来讲却似惨恻的哭声：“……巴都叔叔的琴还装了电子，弹起来声音低低沉沉，有一点悲伤，像听到了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哭泣……”{64}但由于与长屋中的人之间的感情，使“我”甚至害怕因失去长屋而迷失自己的身份：“我和长屋失去联系，这间屋子也不是我的家，我好像一下子变成没有家的人，感觉心被吊在半空中……”{65}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使得人们不得不面对文化的冲突、身份的困惑等问题。这些对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讲，使得他们找寻自我之路变得更加曲折。
作者的点题之作是《哭泣的雨林》。{66}这篇描写一群伐木工人在雨林中的艰辛、苦闷的生活。由于随时会发生死亡事件，支撑他们的是对美好性爱的回忆：
几只在交配的蝉旁若无人尖叫“吱！吱！吱！”，直至公蝉的体液流尽……夜真的深了，也寒了……他想起她的体热，和柔滑的质感，还有她湿润沁凉的河口，总是涨满潮水迎接他，引渡他……想到这里，他记忆深处不禁疼痛而剧烈痉挛起来……{67}
从蝉到人的类比，同时也是先言他物，借助联想引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的“兴”的手法的运用。在热带雨林中从事伐木的工种是很多华人以往从来没有从事过的工种。由于作者熟悉雨林的生活，对热带景物和自然的描写，与艰辛、危险的伐木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里透过伐木工人所展现的是在马来亚拓荒的中国劳工的一幅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场景，这同时也是华人在南洋的一部血泪史。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昭瑛（1957-）在评论这篇文章时写道：“此文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作者通过诗意的语言呈现出种充满忧郁色彩的森林美学，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绿绿的、湿湿的、闷闷的、热热的气味，烘托出一位大马华裔诗人苦闷的一生。”{68}
新修辞的尝试
尽管作者用汉语写作，但她在形象塑造、审美观念、修辞方式等方面的运用，都显示了其自身的特点。自己的出生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无意识、没有记忆的，但作者通过《声音》，将自己的出生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望南天》则以一位刚刚结婚一年丈夫就赴南洋谋生的女子的身份，写了对丈夫的一往深情。《山那边》{69}中的“唐山”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许地山（1894-1941）小说中的一些情景。《回眸》{70}常常引用教科书中的材料，将华人在马来亚创业的作为背景的“大历史”与父辈们有血有肉的“小历史”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形成一幅完整的形象：
……我常随着父亲生满茧的双手瞥见他的青春和汗水……都沾着土壤，淡淡的褐黑、黏黏的感觉。来一阵风吧！我有时会这么想，让年轻的父亲在劳动时得到一丝凉快吧！
“早期往东马的华族移民多从事农作业，也有的从商、卖菜、卖干粮……引发他们前来的动机，主要为当时适逢南部发生旱灾、战争、饥荒……”炎热的天气，我围着纱笼在宿舍边赶蚊子、边对着笔记准备期末考。{71}
父亲的青春和汗水自然属于早期从大陆移民到东马的华族移民创业史的一部分。为了躲避战争，特别是国民党抓壮丁，父亲在十六岁的时候便逃往了东马，却是也从事过卖菜、卖干粮等各种行当，为了过上丰衣足食的安定生活。
《纱笼》的描写给像我一样生活在大陆中国的读者以异域的疏离感??尽管同样用汉语写作，但展现了完全另样的生活：
打从约莫一百年前开始，这群人的后代就养在“纱笼”里，让小婴儿安卧于那三乘六的粗布中，勾住粗布圈的铁架上装着两个弹簧，以粗绳系于横梁上；就这样，把和着血的骨肉交托给用热带原木建造的屋子，任弹簧哄着小娃儿摆荡在天地之间，荡呀荡呀，在时间的分秒转换刹那，一毫厘一毫克地偷偷囤集喝下的奶，把它化为筋骨，悄悄伸展，直至父母有一天忽然发现小脚已长得踏出纱笼，惊呼“娃儿长大了！”{72}
我以前一直认为“纱笼”是东南亚一带用以围裹身体的长布，其实也是围裹娃儿的“摇篮”。这一描写，的确让我开始考虑“自我”与“他者”的问题。
诗人的作品
《雨林》读来让人倍感亲切，其原因在于作者与汉语、中国文化的疏离感，作者有着多年的留学经历，她不仅曾留学台湾，也负笈德国，因此她与马来西亚同样有着疏离感。但在她那里生成的有“天然南洋之语趣”的落地生根的语言，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力度。作者的很多句子的确只属于她自己，是别人模仿不了的，这些句子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作者在书中有很多文学性的描写，往往让人叹为观止。作者在写到自己在夏天初次到北京的游历时写道：
我就这么捏着一纸的北京城，身穿T恤工人裤闯入古代。{73}
作为诗人的作者，往往有诗人的语言。有关在恒河朝圣的一段描写，宛如史诗一般：
当印度次大陆境内的人们怀着救赎之梦，一步一步彳亍向母亲之河，祈求安慰，洗涤污秽、伤痛疾苦，他们拥有了另一片梦土。在那儿，他们被全然接纳、转化、升华……于是，在贫困的恒河之畔，乞丐遍地、病患横卧，形体干瘪的人们却眼睛发光，脸面焕发异样神采，蹒跚趋近他们一生渴慕的圣水；在牛羊呜咽低鸣，阳光暴晒之下，一具具的疲惫躯体投入这循环百水千山之间亿万年的长河……水平线远了。落日在贝纳拉斯塔顶徘徊。浑圆的大太阳仿佛神圣的临在，完满地圈住了古文明的呼喊和召唤??那刺向天际的尖塔，宛若一只探向永恒的指尖，竭尽所能地企及不可知。{74}
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我尽管没有去过印度，没有经历恒河朝圣的盛况，但却可以通过作者全景且带有特写的“镜头”，真正触摸到了那浑浊的恒河水，感受到了苍穹之下古老的印度文明的呼喊和召唤。
在描写从印度来的割胶童工的生活时，作者是从孩子的角度写出了同为白色的粉笔与乳胶的交织、融合，这当然是孩子们的期待：
老师在前方讲解，在黑板上密密麻麻飞快地用粉笔写字，什么时候啊，所有的音波回荡呀回荡成胶林里的鸟声啁啾虫鸣吱吱，白色的字开始流动起来，涌动啊奔流，流成取不完的胶液，身边的黑树影快乐的伸展枝桠舞动起来，小脸上绽放天真的欢欣笑容……{75}
割胶工作可能是最艰辛的工种之一，工人每天必须从深夜2点钟到早上5时在野外割胶，而这个时段在雨林地区空气中湿度非常高，气温高，很容易患肺炎、风湿等疾病。但这一切，对于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孩子们来讲，一切都是可以不予以考虑的。但人们最终还是要面对现实的，可惜现实会一再将儿时的梦击得粉碎：
恒河之水流到马来半岛，竟成为现实中的泪河。人们已经忘却了挽留不住的过去，看不见黑压压的未来，唯有以酒精买取对现实一次又一次的麻醉。原来，玛哈的陵墓至此已成荒凉的神话，加慕娜河上浑圆的倒影早就凋零，在这片南方的国度，沙恭达罗的命运竟是心灵和肉体双重的无尽伤痕。{76}
人不可能仅仅生活在梦想之中。这些印度裔的劳工，仅仅是一个个劳动力而已。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唯有那额头的红，和纱丽下依旧婀娜的曲线，恒久描点他们代代传承的身世……”{77}
在东马婆罗洲长大的作者，与自然有着天然的接近。她在自己的简介中别出心裁地写道“我是诗巫的孩子，在婆罗洲海马形土地的森林边长大。”{78}“原始森林边高脚大木屋里长大的孩子，在掘不出但丁、莎士比亚，只有蜈蚣、蚯蚓、虫蚁的婆罗洲大岛土地上，向往着模糊而不确定的文学之路”。{79}也正因为此，她的很多的比喻都是天空、地平线、海洋、树木等相关的：
依偎于树的高度，顺着视线望出去，天空之无涯，使我相信，我是与宇宙相连的，而斜视俯瞰，地平线的无限延伸，也让我心笃定，知道海洋是可以抵达的，一如许多不可预估的未知。{80}
与今天在大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相比，作者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无限的感情。这些都是她的遗产??婆罗洲赋予作者以丰富的想象。
有些比喻确实是作者所独有的。在描写到“纱笼”的时候，作者写道：
戒纱笼就如戒奶一样困难，毕竟，那一片小包裹般的天地俨然像甫离娘胎小生命的第二子宫。{81}
纱笼如子宫保护着小生命，真是?妙的比喻。
在看似一般的描述中，作者常常在不经意间道出人生的至理名言。在《轻》中，她写道：
其实，每一个人年幼时都是特技员出身，只是大家不知何时都驯化、钝化，一身绝活不知不觉间荒废了也不以为意。{82}
这实际上是对现代教育提出的质疑。
从台大读完研究所之后，作者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吉隆坡。作者的一些感受，跟我从波恩回到北京时差不多：
日子逐日逐日的过下去，其实自己却像一个在陌生环境找到一份差事的旅人，缓慢地琢磨如何在陌生的自己的国度寻找一种生活的模式。{83}
从他者的国度回来，自己反倒成为了他者。这也让我想起了唐代诗人韦庄（836-910）的一句诗：“却到故园翻似客”（《自孟津舟西上雨中作》）。因此，对于作者来讲“‘那一年我回到马来西亚，离开过的人们都知道，吟游的文字背后是漂泊灵魂的再回首。”{84}但绝非灵魂的归宿。
除了诗一般的语言外，作者还有一些特别的“隐喻”，也与其基督教乃至多文化的背景有关。在《沉香的日子》中，第一则中她写了“买灯记?之一”，“一直都喜欢明亮的感觉”。{85}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马太福音》第6章第22-23节）。佛陀在涅?之前曾对阿难说：以自己为灯明，以自己为依处，不以他人为依处；以法为灯明，以法为依处，勿以其它为依处。因此，这里的灯，根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灯，而是具有多种宗教内涵的“身上的灯”或“以自己为灯明”的灯！
结论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1782）晚年的时候将他的自传命名为《诗与真》（Aus meinem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1811），实际上文学作品所展示的才是一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作者??真实的精神史。从表面来看，《雨林》是一部有关生长在马来亚的华裔年轻人的成长故事，但作者所关注的更重要的是身份认同??这是没有办法解决好的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同样也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不论是作为备受父母呵护的华裔少女，还是在雨林中伐木的年轻工人，抑或是其他族裔的底层帮工，作者都会巧妙地将个人成长与族裔关系、社会公正、人心的险恶等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通过一个个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心灵的追寻，展开对族裔和文化身份认同的探索。因此，作者既立足于马来亚，同时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国情怀，以成长小说的方式，探索自我的发展道路，在看似平凡琐碎的描写中，对不同文明相遇中的身份与灵魂的多种困境进行了阐述。
马来亚是一个三个族群聚集的地方，马来、中国、印度的文化、宗教、语言等相互交融，是多族裔的缩影，另类的个体生命体验，使人们很容易产生流动性的身份认同感，这与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国大陆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作者以变化着的叙述者的不同身份，显然超越了华裔的范畴，上升到更具普遍性意义的大的人文关怀层面。她用自己的作品告诉我们，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相异的观点，我们应当如何自处，又该如何与他人相处。尽管作者也在描写乡愁、生存的压力以及文化的冲突等“传统”主题，但其中所体现的是超越种族和文化的人性。作者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文学。
作者尽管跟我们一样用汉语写作，但热带的异国情调（exotism）、不同族裔之间的共生，以及不疏离的视角，都使得这部《雨林》有着自己的特点。《雨林》中的很多故事是以“我”作为主人公的所谓自传体模式，但这只是她进行各种文学尝试的一种。作者善于用诗的语言，叙述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尽管作者谙熟当代世界文学的体裁，但她依然选择了传统的叙述方式。对于她来讲，时代的精神状况、个人和族群的身份、爱、人性等等，这些才是文学的终极目标，新的体裁仅仅是工具而已，切忌本末倒置。从这一意义来讲，《雨林》的作者实际上是反对过分强调所谓写作技巧的。《雨林》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生之美，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更好地思考人类的问题，理解我们自身。
对于作者来讲，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她以多重身份的角度所进行的描写，特别是对成长时期的尚未确定自我身份的少女、少男故事的讲述，可以看出，身份是一个不断形成的动态过程。在讲述“我”的台北和北京经验时，更能看出身份的流动性特点。因此，在我看来，《雨林》所表现的并非仅仅是一位马来亚华裔作家的自我成长的精神历程，同时也是她有关自我身份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身处多种文化的环境，以及文化间的融合和冲突，都给作者带来了更多的思考。
1949年以后，华文文学（Literatures in Chinese）的书写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台湾、香港、澳门及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的中文书写，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在文化和阅读的疆界不断被打破的今天，“中国文学”的内涵不断得到增加，人们不自觉地会将视野扩展到其他的华人地区。以往认为，中国文学的中心和主体在中国大陆，至多包括港台等地区，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统统属于边缘。但今天看来，这种中心-边缘的二分法已经没有办法再成立了。作者对中文使用的娴熟，同时也有一种异域的疏离感，加上故事本身的热带特点，使得《雨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一些永恒的文学主题，通过热带的故事，华人的身份认同，而大放异彩。这些同时也会给很多有过域外经验的人带来内心的共鸣。
作者同样是诗人、译者，她会从汉语、英语、德语文学中汲取精华，来进行自己的创作。沉浸在不同文化之中的作者，除了保存了自己的独特性外，还积极地融入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并以此观照中国文化，从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尽管作者熟知各种西方文学的叙事方法，但在她的作品中，依然选择了最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清新、自然的叙事，常常让我想到许地山。《雨林》让我们暂时离开了这一乏味的世界。除此之外，《雨林》作者更善于将生活隐喻层面的感受，用极具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我想，作者的成功既得益于?述有意思的故事，也是她善于运用诗性语言的缘故。不论什么样的文学形式，其最终所指向的依然是人，人才是文学形式的指归。因此，《雨林》的作者不仅仅是一位作家、诗人，更是一位思想者。
作为女性作家的作者，以诗一般冼练的语言，塑造出一个个人物复杂且细腻的感情，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特殊的视角。尽管有些主题??乡愁、漂泊等同样也会出现在男作家的书中，但在本书作者的笔下无疑更加情真词切。对童年的回忆以及从台湾留学回来后的教学生涯，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文笔细腻的女生的文字。作者的语言明显受到其他语言风格的影响，创造出了一种华文文学创作的新风格。其明晰性、语言的弹性，都不同于与大陆或港台的作家，这明显是借镜于马来语、英语等文字的优点和表达效果。在网络发达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写作，并且以不同形式发表，这无疑消解了以往所谓优秀的文学作品观念。而《雨林》却告诉我们，依然有优秀的文学创作存在。
①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
②{79}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编后记》，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35页；第235页。
③⑨⑩{11}{12}{13}{69}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山那边》，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6页；第58页；第60页；第63页；第65页；第67页；第55-67页。
④⑤{43}{44}{47}{48}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那个我生命里的中国人》，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91页；第92页；第91页；第89页；第94页；第94页。
⑥⑦{45}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影子的记忆》，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78页；第178页；第175页。
⑧{21}{22}{23}{24}{25}{26}{27}{28}{29}{30}{31}{32}{42}{70}{71}{73}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回眸》，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84页；第77页；第78页；第77页；第79页；第81页；第81-82页；第83页；第85-86页；第86页；第87页；第88页；第88页；第77页；第77-88页；第80页；第86页。
{14}{15}{16}{17}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梦土》，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72页；第74页；第74-75页；第76页。
{18}{19}{20}{33}{34}{83}{84}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离散手记》，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91页；第193页；第192页；第191页；第191页；第189页；第190页。
{35}{36}{38}{39}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海外》，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6页；第36页；第36页；第37页。
{37} 赞宁：《宋高僧传》卷第三，“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页。
{40}{41}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望南天》，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9页；第39页。
{46}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北方的竹》，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2页。
{49}{50}{51}{52}{53}{54}{55}{56}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桂花香》，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98页；第99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3页，第104页；第104页；第105页。
{57}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黑孩子》，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18页。
{58}{59}{72}{81}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纱笼谣》，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11页；第111页；第107页；第108页；第107页；第108页。
{60}{61}{74}{75}{76}{77}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寂静的纱丽》；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83-184页；第185页；第181页；第185页；第186页；第187页。
{62}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寻找青春》，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25-137页。
{63}{64}{65}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渐渐消失的长屋》，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39-146页；第143页；第144页。
{66}{67} ?依苹：《哭泣的雨林》之《哭泣的雨林》，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47-158页；第148页。
{68}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之封底。
{78}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作者简介，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
{80}{82}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轻》，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64页；第161页。
{85} 张依苹：《哭泣的雨林》之《《沉香的日子》》，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19页。
